“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Siddharth Chatterjee）最喜欢这句出自《道德经》的话，这句话所蕴含的古老中国智慧常常提醒他，所有宏伟目标都开始于微小的行动，脚踏实地才能迈向长远成功，这在推动全球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尤为重要。受《道德经》启发，他还曾创作了题为《我们走我们的路》的诗，表达对“道”的探索和理解。在中国，他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走进故宫的那一刻，他感受到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的交融。

　　常启德来自印度，是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华的最高级别代表。按照一般译法，他的名字或许会被译为西达尔特·查特吉，但在来华履职前，他根据中国同事和顾问的建议，取了“常启德”这个中文名字。自2021年上任以来，常启德与中国各界广泛接触，对中国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在中国的工作经历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对于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认识。他直言，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受到了威胁，但是中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常启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外国友人想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才能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处。畅谈对中国发展的种种看法之余，常启德也就联合国改革、南南合作以及多边主义的发展前景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与中国缘分始于“中国制造”的一双鞋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多次提到您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来自9岁时收到的一双中国制造的鞋子，与中国的缘分开始得很早。当您以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的身份真正接触和开始了解中国，您对中国社会有哪些新的观察？

　　常启德：2021年1月，我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华协调员，于是我带着好奇和期待来到这里。可以说，9岁时收到的那双中国制造的鞋子让我隐约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但目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还是让我大为震撼。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迅猛崛起和深刻变革在现代史上独树一帜。这种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韧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创造性地将古老智慧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化。当我走访中国、到各地去与生活在各个社区的中国人交流时，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变得更加清晰。我认为，中国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更体现在发展与社会稳定、环境可持续性和技术进步的平衡之中。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都在积极地与联合国所属机构和成员国开展合作，以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很高兴见证这些项目并参与其中。我在中国的工作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的理解，也相信中国具有激励和深刻影响世界的潜力。

　　中国扩展可持续发展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对可持续性的理解有没有什么变化？

　　常启德：在全球各地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塑造了我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我的联合国职业生涯开始于1997年，最初我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都萨拉热窝担任初级安全官，彼时该国刚从一场毁灭性的内战中恢复过来。从那时起，我在多个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工作过，这让我观察到了人类社会的各种脆弱性。因此，早期我认为可持续性主要集中在解决紧迫需求问题上，如减贫、提供健康和基本公共服务等。

　　然而，在中国工作后，我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扩大到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多个维度，它代表着一种整体性社会进步。中国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深深嵌入国家战略中，如“双循环”战略、“五年规划”和共同富裕的愿景等。这反映了中国向长期性、包容性和绿色发展转变的决心，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原则——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高度契合。

　　这进一步强化了我的信念，即可持续发展必须植根于创新、公平和韧性，不仅要解决表层问题，而且要找到贫困和气候变化等挑战背后的系统性原因。中国的做法具有独创性，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向可持续发展迈出重要步伐，每个国家都在根据其独特的条件和优先事项选择发展道路。所以，我坚信可持续性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定义，而是随着我们对全球挑战和机遇的理解不断发展的动态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全球17%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望在2030年实现，剩余目标进展有限，甚至出现倒退。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表现？

　　常启德：中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尽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预测，亚太地区可能要到2062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用时远超计划，但中国在多个领域表现突出。例如，在消除极端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1）方面，中国在过去40年里成功帮助近8亿人脱贫，这是一项重大成就。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这一重大成就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13）和发展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7）方面的努力也十分引人注目。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植树造林和技术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以减少碳排放。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者，中国的太阳能、风能和水电部署引领全球。相关举措不仅有助于增强全球能源可持续性，而且为其他努力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样本。

　　中国正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重点关注可持续性、创新和乡村振兴。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故事及发展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通过持续投资南南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构建一个能够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网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在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现在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常启德：勇敢而果断的行动至关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强调五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紧迫性。我们目前面临着复杂的全球性危机，气候变化、武装冲突、粮食不安全等因素叠加，需要各国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拖延时间只会加剧这些挑战，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变得更加艰难。

　　第二个是创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决于我们能否提出吸引全球参与的大胆创新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将技术、政策和市场结合起来，推动创新，吸引私营部门投资，并跨境开展大规模项目。

　　第三个是合作。各国必须超越对短期利益得失的计较，进行强有力的合作。这包括国家间分享知识和最佳实践经验，集中资源高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需要我们耐心地、坚定地制定和执行以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公平和经济韧性为目标的长期规划。

　　第四个是改革。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必须重塑国际金融机构架构，以提升包容性并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求。我们需要倡导公平透明的贷款原则，优先考虑绿色融资，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第五个是信任。无论是国家间还是在多边体系内，我们都必须重建信任。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削弱了国家间的信任。因此，我们更加需要通过开放对话、实质性合作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坚定承诺来恢复信任。

　　以联合国2.0重振多边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各种全球政治、环境、经济、社会和伦理危机的挑战，作为国际治理的主要多边体系，联合国有时显得未能有效应对挑战。在您看来，联合国实际上表现如何？

　　常启德：当下，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诸多挑战，多边体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导致一些人质疑联合国的能力，联合国必须不断应对新的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联合国改革作为任期内首要目标，以适应时代需求。相关改革旨在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和有效性，包括加强驻地协调员的公正性、独立性和权能，以更好地协调联合国机构与东道国之间的合作。

　　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没有其他人能够或愿意这样做的情况下，联合国的决心让这项工作得以完成。”我始终相信，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冲突和大流行病等全球性危机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联合国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够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坚持倡导国际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有必要在联合国框架下振兴多边主义”。在当今地缘政治格局中，联合国在促进多边主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常启德：2024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9周年，世界在多边主义的引领下逐渐从战争走向和平。但随着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多边主义面临重大挑战。当下，各国优先考虑自身国家利益而非集体行动，这削弱了全球合作。国际组织内的低效率和权力分配不均也侵蚀了公众对多边体系的信任。因此，需要重建信任，而这需要联合国在适应当代挑战的同时，坚持初衷，持续推动自身改革。我认为我们要么与时俱进，要么倒退消亡。

　　《中国社会科学报》：展望未来，您认为应进行哪些创新或改革以增强联合国的能力？

　　常启德：世界正在迅速发展，联合国也必须随之调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说过：“联合国2.0旨在加强我们在数据、数字、创新、远见和行为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文化——以建立一个能够在未来几年更好地支持会员国的联合国系统。”只有通过整合相关前沿工具，我们才能确保联合国可以应对当今复杂的全球挑战，并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2.0将是一个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具有敏捷性、响应性和适应性的系统。

　　2024年9月22—23日，联合国在纽约举办了“未来峰会”。峰会通过的《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宣言》，涉及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筹资，国际和平与安全，科学、技术和创新及数字合作，青年和子孙后代，全球治理变革五大领域。峰会举办前，联合国驻华系统在中国组织了一系列未来峰会预备会议，邀请中国政府、会员国、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青年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共同塑造全球对话和解决方案。

　　南南合作是发展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联合国框架下，南南合作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发挥了何种作用？

　　常启德：南南合作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发展基石之一。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共享的经验、资源和专业知识来应对各自独特的挑战。南南合作建立在团结和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之上，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和集体成长，进而推动区域稳定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南南合作，通过援助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强调了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以及中国在推动多边主义和国际发展等方面的长期愿景。具体而言，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后启动的“中国—非洲之角国家—联合国转型伙伴关系倡议”通过有针对性的南南合作项目，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非洲之角国家正在进行项目评估，重点关注农业发展、抗旱能力提升、气候变化应对和能源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2023年，联合国驻华系统与中国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开展了65个南南合作项目，涉及健康、食品系统和气候变化等，凸显了南南合作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中国“双碳”目标是全球气候治理重要里程碑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何意义？

　　常启德：中国的“双碳”目标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这一承诺首次明确了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意愿和时间表，展现了对《巴黎协定》的坚定支持。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扩大了太阳能和风能的装机容量，推动新能源车的发展，并对能源结构进行了全面调整。这些行动不仅帮助中国推进实现《巴黎协定》的自主贡献目标，还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行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中国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如何通过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及大量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和技术创新来兑现承诺。中国的做法证明了即使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也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性行动。然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实现这些气候目标的紧迫性只会与日俱增。渐进式的变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制定并扩大变革性解决方案。中国可以发挥其创新和技术实力，促进全球在气候变化、资源安全和生态平衡等领域的合作。全球各国的集体行动规模必须与全球挑战的程度相匹配，才能切实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在平衡经济增长与实现碳中和目标方面面临重大挑战，您对此有何看法？

　　常启德：这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每个国家都会面临平衡经济与气候目标的复杂任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实现这种平衡需要战略性的方法和策略。我相信中国能够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虽然向低碳经济转型并不简单，但可以为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机遇。中国的承诺已经推动了绿色技术、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进步。国际能源署估计，向清洁能源转型将为中国能源部门创造360万个新岗位。对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的投资预计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还将可持续性融入更广泛的发展议程。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转型，我有机会目睹了这一实例。这个曾经贫瘠的地区现在能够生产3.2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同时支持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显著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计。像这样的项目展示了中国在应对环境挑战的同时，确保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虽然转型无疑会给某些行业带来阵痛，但可持续经济的长期好处——减少气候风险、增强能源安全和提升全球竞争力——远远大于短期挑战。中国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的双重关注，使其在全球绿色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对中国未来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包括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取得的进展有何看法？您对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有何建议？

　　常启德：在开发和部署新能源技术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引领者。然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至关重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中国可以进一步加速清洁技术的发展和部署。联合研发计划、最佳实践经验的分享以及跨境法规的协调，将确保一个地区的进展不会因其他地区的标准而受到不利影响。通过加强各国间的交流，我们可以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信息和创新，加快向可再生能源和净零排放过渡。

　　我坚信，如果美国、中国和欧盟能够开展合作，它们可以重塑全球气候议程。我们已经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成果：《巴黎协定》、“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的“损失和损害基金”。在双边合作方面，中美《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尤为突出。这些例子表明，通过关注共同目标，大国可以推动全球向低碳未来过渡，为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适应型世界奠定基础。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上，加快气候融资将会是重点议程，所有国家必须共同努力，确保承诺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亲身体验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常启德：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反映了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国人口众多，面临的挑战也具有独特性。在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了不起的成就，对全球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追求共同繁荣。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关键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可持续发展，将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相结合，因此在推动绿色发展和减排方面，中国坚定地履行承诺，与全球气候行动目标保持一致。此外，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助于全球治理和国际局势稳定，与《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和各国之间相互尊重遥相呼应。

　　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是实现联合国设定的全球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发展及其现代化的独特性，必须亲身体验。我呼吁更多的外国友人访问中国，亲眼见证其变化，并将这些观察带回自己的国家。这种亲历的视角在促进国家间的互相理解和合作方面尤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人民具备哪些品质，使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实现？

　　常启德：我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三年多，有幸与中国各行各业的人相识相熟相知。令我印象深刻并感到深深钦佩的是中国人的坚韧和勤奋。中国人民在克服挑战方面展现了非凡的毅力，短短几十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这种坚韧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

　　此外，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团结与合作意识对于实施大规模项目和政策至关重要，例如扶贫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全国范围的协调努力。

　　尽管现代化建设进展迅速，中国人对传统和文化价值的尊重依然引导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社会和谐。今年，我在参观故宫时深刻感受到这一点。走在古老的殿堂中，我意识到过去与现在是如何深度交融的。中国人在尊重历史和拥抱未来之间找到了平衡，使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特质。

　　另外，不得不提到，在政府的引领下，中国人民心怀对祖国发展的长期愿景。他们以前瞻性的眼光看待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这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占据核心位置。我认为，中国人民身上所具备的这些品质共同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助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同时保留了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