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制度史的考索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记得当年李学勤先生曾经说过，希望能有学者利用古文字和文献资料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商周礼制。礼制史是制度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难度很大，金文研究同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研究方向。将这两个研究结合起来，近年做出优秀成绩的著作里，黄益飞的《西周金文礼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是比较突出的一部。

　　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学术专著，是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冯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在会议室看到的。冯时先生告诉我，那是考古所申请职称的学者所展示的成果。翻阅之后，我很感慨。众所周知，考古所的金文研究是很有传统的，大家辈出、成果丰硕，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殷周金文研究的国家队，一点也不为过。考古所的学者代有传承，这部《西周金文礼制研究》应当就是所里青年学者的重要成果之一。

　　由于研究方向相近，我认真学习了黄益飞的这部专著，很为这部书的学术功力之深、研究问题之精而感慨。我最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制度史研究是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具体到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分封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

　　我们知道，研究西周制度可资利用的研究史料大致包括金文史料、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材料。三者之中，金文和考古资料是第一手的史料，二者的史料价值最高。传世文献资料，如三礼，为研究西周礼乐制度提供了广阔的制度背景，但是三礼成书复杂，哪些是真实的西周礼制，尚需认真辨析。

　　而金文史料和考古资料则受材料本身的限制，两者所反映的西周礼乐制度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考古资料对于研究西周时期丧葬制度（或者说丧礼）、器用制度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金文史料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记载相对全面，甚至有个别铭文记有详细的仪程、仪注（如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伯盂）。

　　因此，研究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应以西周金文史料为主，辅以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黄益飞的《西周金文礼制研究》正是以这样的研究思路来开展西周礼制研究的。我认为，这个研究途径是正确的。只有沿着正确的途径，才能取得扎实严谨、客观合理、有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

　　制度史研究要从小处着手，把每个小问题、个案做清楚了，才能进一步开展较为宏观的制度史研究，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研究门径。该书正是从金文史料中与礼制相关的关键字词着手，通过这些关键字词的考释及相关辞例的疏通，分门别类地建立起金文礼制研究的框架。这一工作虽然是重建西周礼制的基础工作，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该书对宾礼和嘉礼中婚礼的讨论最为细致，也最为深入。在宾礼的讨论中，对霸伯盂这一个案的讨论，堪称金文礼制研究的典范佳作。该书从辨析铭文涉及的宾主关系着手，然后根据日程及铭文的前后关系，分辨出聘礼的仪程，再对每个仪程的具体仪节进行讨论，并将其与《仪礼》《周礼》等传世文献进行比较，不仅通过使用的仪物考证出了聘、享等聘礼的关键环节，还得出西周聘礼先享后聘、东周聘礼先聘后享这一重要认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就此止步，他通过对聘礼所用“六币”的形成年代推断《仪礼》中相关礼制的形成年代，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最后指出真正的西周礼制形成于周穆王时期。这是通过西周时期第一手文献记载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以信据的。

　　冯时先生在该书的“序”中，也高度评价了霸伯盂这一个案的讨论。冯先生说：“制度的研究易疏于空泛，文字的证说易昧于系统，此之失也，二者互相参证阐发，则举一可得其二。制度的通晓必须依靠对经学文献的系统学习，而文字的正读又需要小学知识的不断积累，所以，学问之功存不得半点机心巧用，不经过长期不懈的砥砺琢磨和慎思静悟是不可能成就的。黄益飞在其专著中的考证多很扎实，具有说服力，特别是像霸伯尚盂铭文一类研究成果，兼顾二者而论之，显示出其作为学术后劲的巨大潜力。”冯先生这一评价是准确客观的，更为重要的是，冯先生为用古文字材料来研究包括商周礼制在内的制度史指出了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态度。这些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