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重要门类之一，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高峰。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体量庞大，因而研究青铜器及铭文，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路径。李学勤提出，青铜器研究应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五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和鉴定。（李学勤《青铜器的研究及其展望》，《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4期；《从眉县杨家村窖藏谈青铜器研究的五个方面》，《文物天地》2005年第1期）这是目前对青铜器研究理论和方法最为科学的总结。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青铜器铭文研究应从断代、释字、文例等基础性环节入手，断代是基础和第一要务。
马踏飞鹰
前段时间，多家微信平台皆集中报道、转发一个重要发现，即俗称“马踏飞燕”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铜奔马，马蹄所踏之鸟并非燕，而是匈奴王冠上的权力象征之鹰，奔马则是汉代河西地区出产的训练有素的军马。“马踏飞鹰”青铜雕塑的主题与陕西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相同，都是墓主人战胜匈奴的纪念性雕塑。因此，“马踏飞燕”应该改名为“马踏匈奴鹰”。（宁强《“马踏飞燕”铜奔马应改名为“马踏匈奴鹰”》）
宁强认为，铜奔马蹄下所踏之鸟并非尾巴分叉的燕子，而是一只鹰，这一点或不无道理。多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释鹰》的小文，提出古文字中早期“鹰”字的写法实系鹰之象形，即通常所谓的象形字。为证明此说，文中列举史前至战国时期出土文物中诸多鹰的形象以为佐证。据出土文物中鹰的实物来看，鹰的主要特征大致有三：一是钩喙；二是有宽大的羽翼；三是鹰尾相连且相对较短，与燕尾长而分叉截然不同。根据鹰的这些特征来看，铜奔马蹄下所踏之鸟或如宁强所言，系鹰而非燕。
宁强认为，秦汉时期匈奴是中原王朝的劲敌，武威雷台汉墓的年代为东汉后期，墓主是一位张姓将军，可能曾在抗击匈奴时立下过战功。其墓中的“马踏匈奴鹰”青铜雕塑及庞大的青铜军事仪仗队，主题系庆祝胜利，马蹄之下所踏之鸟实系匈奴王冠上的权力象征之鹰（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出土匈奴金冠上有作为王权象征的雄鹰），奔马则系汉代产于河西地区的军马。“马踏飞鹰”青铜雕塑的寓意，与汉武帝时率领大军占领河西走廊并北进沙漠大败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相同，皆为墓主人战胜匈奴的纪念性雕塑。
断代依据
“马踏飞燕”系1969年出土，对其名称和寓意的释读，学界一直争论不休。郭沫若将其定名为“马踏飞燕”，后又有“铜奔马”“马超龙雀”“飞燕骝”“天马”“马神天驷”“跃行铜马”“天马逮乌”等诸多称谓和解释。
若该器所出自的武威雷台M1年代确为东汉，那么从马蹄所踏之鸟的实际形象、当时的历史和时空背景，及河西走廊一带所出汉魏时期墓葬中有关图像多以写实题材为主等现象来看，宁强等将其解释为与霍去病墓前石雕像“马踏匈奴”一样，系用来纪念墓主战胜匈奴的功勋，较之“马超龙雀”“天马逮乌”“马神天驷”等神话题材和背景的解说，似乎更加合理可信。
不过，要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该器的年代问题。
“马踏飞燕”出自的武威雷台墓葬，系1969年10月发现并发掘（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自发现以来，其年代问题在学术界便有很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东汉墓，另一种则主张是较晚的西晋墓，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王科社《武威雷台M1出土银印识读及墓主身份探索》，《文博》2020年第2期）该墓虽部分被盗掘，但总体保存较好，出土文物丰富，也有一些文字资料，为墓葬年代的准确判定提供了可能。
何双全、吴荣曾、孙机、郭永利等学者先后以墓葬形制及出土的典型器物如五铢钱等为据，论证其年代为西晋。何双全认为，“相对年代应在晋末前凉初，即愍帝建兴元年（313）以后”。王科社将该墓出土四枚银质印章分别识读为“安西将军章”“镇西将军章”“车骑将军章”“骠骑将军章”，年代从东汉晚期至晋代。而与武威或凉州有关的人物中，唯有张轨曾拥有“安西将军”“镇西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四个将军号，可推定武威擂台M1墓主为张轨，具体年代应当为张轨卒亡时间，即西晋愍帝建兴二年。
因此，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两方面考察，该墓年代应为西晋，可以定谳。那么，正如一般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该墓所出随葬品应与墓葬年代相仿，而“马踏飞燕”的年代，显然系西晋而非东汉。回过头来再看，当初以东汉墓葬的时代为背景，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抑或现在宁强等主张更名为“马踏匈奴鹰”，自然也就失去了赖以成立的前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天马逮乌
“马踏飞燕”的准确寓意，也需结合墓葬和器物的年代及时空背景，重新进行反思。曹定云认为，铜奔马所踏之“鸟”实为“乌”即“乌鸦”，代表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即“太阳”。由浙江龙游石窟“天马行空”图，可证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应是“天马逮乌”；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有“逮乌鸦”，即奔跑速度极快的“千里马”，此马名之产生，实源于天上的“天马”，是用天上的“天马”比喻人间的“千里马”（曹定云《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应是“天马逮乌”》，《光明日报》2003年8月5日；《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应是“天马逮乌”——兼论“天马”的由来和发展》，《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从器物造型、墓葬年代以及当时的时空与历史背景来看，在现有的各种说法中，似以此说最为符合实际，应是目前最为合理的解释。
可见，在研究出土资料时，年代是首先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将出土文物文字资料放在特定的年代和时空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得出与事实相符的结论，准确揭示古史的奥秘，解读文明的密码，否则便会张冠李戴、似是而非，造成不良影响。
随着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青铜器研究已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现在可供对比的资料十分丰富，但断代问题仍十分突出，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甚至有不少混乱，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需引起高度重视。
以上通过“马踏飞燕”的例子，不难发现，青铜器断代首先要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先定其大致时代，再以古文字学等研究去论证和深化（李学勤《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有时还需使用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以与传统方法所得的结论互为补证，相得益彰。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