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泛搜集、严格辨析、科学运用史料方面，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马克思曾经每天用10个小时泡在英国图书馆内啃资料。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既是在深刻观察剖析资本主义现状的基础上发现的，也是在广泛阅读、深刻辨析史料的基础上发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重大动向，就是对西周以前的历史给予了高度关注，出版了一批颇受社会欢迎的优秀成果。之所以出现这一重大动向，是由于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但是，五千年历史的前一千年，在史料支撑方面还存在不足。对此，即使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都曾发出慨叹。针对这种情况，王国维等前辈学者，在“古史新证”的理念引领下，取得了令中外学界一致信服的若干科学成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证明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存在，而且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出文献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所谓“前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由此，中华文明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不仅越来越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而且其演进的过程、所表现的阶段性，也越来越得到实证性的证明。
这就是所谓新出文献对于古史重建的重大意义所在，也是我们组织本期特别策划的基本思路所在。伴随着考古学的快速进步、史学观念与方法的革新，在对新出文献以及多重史料的解读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不仅有五千年，实可上溯至八千年前。这种观点虽然尚未被普遍接受，但它表明，新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上古史研究，确实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可以预计，随着新出文献的愈益丰富，中华文明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必会得到更加坚实的史学阐发。
当然，新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是全方位的。实际上，春秋以降的历史，由于新出文献的贡献，受益更多。通过本期特别策划的相关案例，相信读者对此会有切实的体会。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大体上以案例的形式，从不同的方面来讨论“新出文献与古史重建”这个话题。通过这个话题，我们期盼读者能够从中领略中华民族何以会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何以会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发展进程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引导史家与过往史实不断展开求真致用的古今对话，促进了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研究和借鉴历史往往也是一个古史重建的过程，当新的出土文献面世时更是如此。无论是学者倡导地下材料与地上材料的互证，还是强调史学即是史料学，或以田野考古来重建古史，都把甲骨文、金文和简牍等出土文献作为关键性的实证资料，以开史学研究新局。如今地不爱宝，新的出土文献大量涌现，为求真致用、传承文明的古史重建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考古发现的材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字资料，所谓出土文献；另一类是遗址遗物。以上两类，都是我们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由考古大发现，我们可以推测，必将迎来古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文史工作者生逢其时，是十分幸运的。
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秦郡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近20年来，秦简牍、封泥大量出土，在为已知诸郡釐正名字、核定沿革之外，更出现洞庭、苍梧、江胡等前所未闻的郡称，给传统认知带来重大挑战。对洞庭、苍梧二郡，我们曾有初步探讨（《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以下简称《刍论》）。
秦汉时代距今久远，留存下来的传世文献数量有限，做具体研究时不免捉襟见肘，因而研究者对这一时段的材料渴求尤为强烈。针对一个多世纪前出土的西北汉塞简牍，王国维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是当时史学的四大发现。与此相比，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发掘和国内高校购藏的简牍呈几何级数递增。同时，居延汉简等早年公布的大宗简牍也重新整理出新的图版和释文，并且随简文公布的考古学信息也更为丰富。近年来，秦汉史领域以简牍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比例激增，成为热点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生态，体现出学术研究的时代特征。
2010年在距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广场中心约120米处，新出土了一批东汉简牍。该批简牍主要为东汉和帝（88—105年在位）至安帝（106—125年在位）时期，长沙郡及门下诸曹、临湘县及门下诸曹的下行文书，临湘县、临湘县下属诸乡、亭的上行文书。2015年12月、2018年10月中西书局相继出版了《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以下简称《选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以下简称《壹》《贰》），学术界得以管窥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一斑。这批简牍中有大量与司法、治安相关的内容，给我们研究东汉时期的亭长与基层社会的治安实态提供了新的材料。
对基层严密控制一直是人们对秦县行政的固有印象。但是，秦县县廷是否有足够力量控制其治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里耶秦简《迁陵吏志》所载迁陵县吏员缺置情况及其他案例，为探讨秦县的缺吏现象提供了依据。
出土文献对历史研究起着重要作用，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出土文献大多是原始文献，没有经过后人编辑，其中包含许多已经佚失的历史信息。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历史，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出土文献只是传世文献的补充，特别是中古以后，很难仅依据出土文献从总体上“重建”历史。第二，这里所说的“出土”并非只指考古发掘，那些从博物馆、图书馆、藏书家手里新发现的文献，也属于广义的“出土”文献。社会生活史是唐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至今仍是薄弱环节，主要原因是资料缺乏。如何扩大史料范围，调整研究视角，依然是今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传统的古史体系主要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之上，这个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根基深固，难以动摇。疑古风潮的兴起，使这个坚固的大厦出现了种种裂痕，人们发现，以往信之不疑的古史体系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尤其是作为传统古史根基的传世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几乎十不存一，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在传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脱衍讹误等情况。除此以外，著史者本身的立场和视角对于历史所造成的遮蔽，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出土文献作为“同时资料”，在证史、补史乃至重建古史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甲骨文、钟鼎彝器铭文在上古史重建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碑文墓志、造像记和经幢等也将在中古史的建构上大放异彩。其中，造像记由于被金石学家视为“语言鄙俚”而长期被研究者所忽视，但是，近年来，伴随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热潮，造像记在厘清基本史实、补充历史链条、建构系统古史上越来越受重视。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主要是孙吴前期临湘侯国的一些行政簿书，大都经过临湘侯相、丞及门下吏、廷掾等的处理和省校，不仅反映了临湘县廷日常行政的政务特征，也记录了临湘侯国重点处理的甚至事关孙吴全局的上务与时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三国志·吴书》缺乏表、志，孙吴制度的基本面貌，人们历来知之不详。约10万枚长沙吴简的出土，为探讨孙吴制度提供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