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初以来，我国出土了大批内容丰富、极具学术价值的简帛古籍。正如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批埋藏于不同时代的简帛时隔千年重新面世，是文物之幸，亦是时代之幸。中国简帛学正是在几十年来每一次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中得以发展精进，学者们通过专业的整理与释读，力图破解这些简帛所承载的古代文明信息。其中，银雀山汉简尤为令人瞩目，其保存程度相对良好，所载内容特色鲜明，经过努力，数千枚银雀山汉简即将全部整理完成，为后续研究这批简帛所处的秦汉史增添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1972年，银雀山汉简被发掘出土，海内外为之震惊。2015年，由中国遗产文化研究院与山东博物馆领衔的众多学术机构，重启“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的重大工程。经过努力，以银雀山汉简研究为代表的出土简帛学成果蔚为大观。
197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出版后，相关研究成果斐然，成为出土简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银雀山汉简“前世今生”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不少学者表示，由于原始资料的分阶段公布和资料公布的不完整，已有的研究面临瓶颈，早期的黑白图版也满足不了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
银雀山汉简的整理与研究涵养了几代简帛学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审骈宇骞就是其中一位。1973年，骈宇骞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之后便醉心简帛研究40余年。2015年，当新一轮“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启动时，已经退休的骈宇骞应项目组之邀，再次投身银雀山汉简的整理研究中。多年来与简帛文献打交道的经历让骈宇骞积累了丰富的简帛整理经验。
为深化先秦史研究提供丰富史料——访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郭丽
银雀山汉简为西汉时期的简牍文献，然而因其出土于先秦齐地，其中很多内容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土地、经济、社会、政治等制度的特点，为学术界更为全面地认识和分析先秦史提供了丰富史料。《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与《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出版后，近年来学界利用银雀山汉简资料中的文献信息，对哪些历史问题做出了推进性研究？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郭丽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银雀山汉简中的汉字演变史——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出土文献研究》主编刘绍刚
经专家鉴定，出土银雀山竹简的墓葬为西汉前期墓，银雀山汉简抄写年代在公元前140年至前118年，距秦统一六国文字并不久远。秦汉之际正是中国文字由篆书转变为隶书的过渡时期，在汉字演变史上称之为“隶变”。7500余枚具有西汉前期汉字书写风格又出土于齐国故地的简文，无疑为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汉字演变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从这些汉简中，研究者们有哪些发现？带着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出土文献研究》主编刘绍刚。
透视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 学术价值——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
在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中，有关古代兵书类竹简占很大比重，其中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在后来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得以公布，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争议。人们发现，新出土的汉简本《孙子兵法》与传世本差异颇大。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正确认识汉简本《孙子兵法》的文献学价值？围绕相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作为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部杰出军事战略学著作，《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在国外也备受重视。早在1000多年前，《孙子兵法》就已经不胫而走，悄然流传至东瀛，后又传到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