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闲集》中作于1927年的文章,被鲁迅定义为《而已集》“续编”,它们同《而已集》中作于作者离开广州后的几篇一道,构成鲁迅“转折期”和晚期的意识缓冲和风格皱褶。在《怎么写》和《在钟楼上》里,鲁迅再度肯定了杂文样式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正当性和创造潜力。通过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鲁迅进一步打开杂文的历史和审美空间,赋予杂文写作以更多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的结论性总结,不仅是写作技巧意义上的经验谈,更是鲁迅杂文风格运动的一次象征性的清场和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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