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真，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礼学、汉唐礼制史。Email: mingzhen99@pku.edu.cn 

　　王诗瑜，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韦伯研究、宗教社会学。Email：2201110933@pku.edu.cn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未能自发地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这一问题，韦伯在文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回答。中国独具创造的科举官僚制，平衡了恣意的家产制君主支配欲求与地方望族的垄断欲求，代之以非世袭但享有社会特权地位的和平主义官僚阶层。士阶层与具有高度此世性、实践理性之官僚阶层的合体，决定性地将卡里斯玛日常化的方向塑造为以礼为具体呈现的现世秩序的神圣化，以礼与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又反过来为士阶层的支配地位赋予了观念上的合法性依据。这一平衡、自洽的思想与支配结构是中国文明长期保持稳定与静态的原因，也窒息了极富潜力的新因素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