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以来，传统与启蒙、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是探索现代性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关切。5月9—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维思里安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在美国维思里安大学举行。中美两国学者围绕“比较视阈下的启蒙”这一主题展开了学术探讨与思想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王伟光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出席此次论坛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美国维思里安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教授（Michael Roth），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复旦大学丁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利民编审、柯锦华编审、孙麾编审，美国斯坦福大学海登·怀特教授（Hayden White），美国芝加哥大学苏源熙教授（Haun Saussy）、弗朗西斯·弗格森教授（Frances Fergus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艾可·比尔格来米教授（Akeel Bilgrami），美国纽约大学兹维·本-杜尔教授（Zvi Ben-Dor Benite），美国维思里安大学舒衡哲教授（Vera Schwarcz）、伊桑·克莱恩伯格教授（Ethan Kleinberg）等近3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
启蒙与东西方文明对话
启蒙的历史价值是什么？王伟光指出，启蒙高扬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神学、反迷信、反教会的旗帜，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它倡导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为欧洲发展、北美独立，以及西方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引领；它所倡导的一系列具有启迪意义的社会政治原则、价值观念，至今仍发挥着广泛的影响，仍是人们向封建专制、独裁统治、愚昧势力宣战的思想武器。但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转化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可能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启蒙思想、启蒙运动，能给人们提供的只是历史的启迪，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现成方案。
关于启蒙的中国经验，王伟光认为，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中明白：中国的发展，不但要继承启蒙思想的精华，而且要努力探索自己的解放道路，而不能一味照搬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启蒙”模式。正是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前进方向和正确道路。
关于启蒙研究的意义，王伟光表示，今天我们讨论启蒙，并不是要否定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而是要在当今世界，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站在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的制高点，对启蒙本身进行历史性的、批判性的反思，对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进行重新审视和清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总结和归纳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果，在对话中求同存异，在互惠中取长补短，最终建构起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合乎人类发展趋势的现代思想体系。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启蒙、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启蒙、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启蒙。（王伟光演讲全文见A03版）
启蒙概念的理解
启蒙是某一时间周期还是一个概念？启蒙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是具有同一的特质，还是仅为特定文化和特定时间的概念？启蒙的目标已经实现还是未完成？由于中西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学者们对“启蒙”一词有着多元的理解。
海登·怀特从隐喻的角度，对启蒙进行了解读。他提出，虽然关于启蒙运动观念的黑格尔式的阐述在整个19世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历史学家中风靡一时的却是另外的观念，即美学观念或审美主义观念。
舒衡哲认为，在欧洲背景下，“知识就是力量”先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这里，思想和精神还没有被彻底分开，信仰和不确定性仍在科学智慧的伟大发明中徘徊。中国思想家们在20世纪对新文化进行探索时，并不是简单地从18世纪的欧洲那里接受了雷鸣般的思想洗礼。事实上，他们在对“启蒙”和“觉悟”的定义上，借鉴了本土优秀学者例如黄宗羲、戴震、顾炎武等人的思想。
韩水法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所达成的共识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自然知识和人类事务等一切领域，理性乃是最高原则。这是启蒙的第一要义。启蒙的第二要义是对理性本身的持续认识，包括探索、发现和营造。启蒙的第三要义包含如下几个要点：理性不仅展现为不同的能力、原理和层面，而且这些领域和现象是可以分别予以探讨的；再者，不同的理性原理之间的关联，既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通常是不清楚的；许多这样的界限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逾越了，而这在理论上依然是难题。
弗格森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最卓越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宗教的质疑。激进启蒙运动最激进的方面不是拒绝宗教或简单地将宗教作为对立面加以驳斥。相反，激进启蒙运动从分析圣经内容的能力中获得特殊的灵感，从对非教规资源的分析中获得强烈的理性要求。
吴根友表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西方“启蒙”观念的理解、运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启蒙”观念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多义性与差异性。
启蒙的反思与超越
马德普认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理性，它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自身包含了一系列的悖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性质与它要解决的人类事务的历史主义性质之间的悖论。启蒙理性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对科学方法的迷信，以及对西方经验和政治原则的迷信，从而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处理好西方现代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启蒙的现代性理想与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合理鉴别和扬弃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
舒衡哲也在发言中表示，要超越一种表面化的世界主义的“启蒙”。当我们回首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自信时，看到的是当他们陶醉在人类智慧中，对于阳光背后阴影的蔑视使他们迷失。同时，如果我们试图为后代拯救启蒙的遗产，如果我们认同批判精神在目前存在的必要，我们唯有超越理性的傲慢。这里，中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些概念也许能够开启一条思考之路，从对人类智慧力量至上的盲目信仰中有所觉悟。
启蒙与中国
马敏认为，近代中国虽然没有近代欧洲那样比较完整的启蒙运动，但也的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其中，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即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近代商业启蒙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对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对当今商业道德重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陈来认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运动都与“启蒙运动”的遗产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的中国不仅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启蒙”，也需要对启蒙进行反思，以建立“继续启蒙”和“反思启蒙”的平衡。今天，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重建中国社会的伦理和道德体系，重新认识儒学的道德传统，需要对一元化的启蒙思维作出检讨。
孙麾认为，近代中国的启蒙，大致经历了从科学技术启蒙到政治文化制度启蒙，再到思想启蒙的历史过程。表面上看，这只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选择不同思想理论的问题；深层次上，这却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在思想层面推进的问题。
张光芒认为，中国启蒙作为一个“事件”虽然充满矛盾性和复杂性，但其背后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的新的关系范式，可称其为“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法”。只有通过这一动态的中国化的“启蒙辩证法”，方可考察中国现代启蒙的真正本质。
张顺洪认为，仍在进行的启蒙运动涉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改造和社会实践活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其意义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参加此次论坛的学者来自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这使论坛的讨论不但具有跨文化对话的性质，而且具有多学科对话的特色。中美两国学者围绕启蒙问题进行的对话交流，对于促进认识的深化，建构更加合理、更加和谐的国际秩序，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中美学术高层论坛”为小规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为中美两国具有重要影响的资深学者，论坛每两年召开一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维思里安大学轮流承办。第三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将于2015年在中国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