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阐释的视域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进行反思，是构建对现实有解释力同时又有公共性的当代中国文论的重要路径。7月25—27日，第五届“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高端学术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界的多位专家围绕“阐释视域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张江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黑龙江大学副校长于文秀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主持。

　　张江指出，阐释是一种生存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上都是各门学科需要深入掌握的。解释、诠释与阐释是达成公共阐释的三个阶段：解者，分也；诠者，证也；阐者，衍也。分析性的解释是认识事物的起点，综合性的诠释是阐释确定性的保证，在此之上，才有开放性的阐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理论涌入中国，动摇了我们自主性的根基，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是对这一状况的忧虑和反思，公共阐释论则表达了中国学者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努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总的方向和追求是要在解和诠的基础上衍出文本的意义，进而建构更生动、更广阔、更深刻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

　　阐释的公共性：理性与社会生活

　　阐释是与整个社会生活乃至人类生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个人阐释变为社会阐释，由社会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是一种主体间的公共性。于文秀提出，公共理性是文本阐释有效性的基础，阐释的公共性是文本意义生成的有效路径，阐释共同体是生命共在的主体。以公共理性的价值维度阐释文本意义，是最大限度保证阐释有效性，传播文学审美价值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选择。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高楠认为，公共阐释是对于文本规定的共识性阐释，阐释的需求源于人类对本源性、整体性、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追问，人类对世界的阐释与自我阐释，在经历了圣哲阶段、宗教神学阶段、大哲阶段和众哲阶段后，公共阐释论揭示了当下阐释有效性的根据，即基于公共理性的规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炎秋通过描述符号在解释前、解释中、解释后的三种状态和意义生成的机制，展示出线性的解释过程，同时又是一种多元复杂的循环解释，符号的意义依赖于作为解释者的人，最终植根于丰富多彩的人的社会生活。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建军提出，文本阐释的本质是对话，阐释者是居间说话者，阐释活动是阐释者分别与文本和其他读者进行的两种对话。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秦明利通过分析卡维尔关于日常语言的特性，提出了文学作品透过日常语言展现的生活方式最终走向公共阐释的路径。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隋晓荻则援引黑格尔的三段式对应私人阐释、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三个阶段，提出思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公共阐释的逻辑学基础。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研究员王艳丽提出，文学理论的任务是在丰富且个体化的文学创作中找出规律，将生命的感性表达升华为理性表达，公共性是文学理论的内在要求。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圣传认为，读者阐释与作者意图并非同步，这构成了文本意义的空间。

　　阐释的丰富性：多重视域的融合

　　对文本的阐释有其历史和文化语境，作者、阐释者和读者有着不同的视域，阐释不是僵死的，而是对于古今中外多重视域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党圣元提出，古代文论研究要高度重视传统文论自身的问题，在深度的视域融合与古今思想之间不断的解释学循环中，展现传统文论思想的丰富性，拓展现代文论的理论视界。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毛宣国认为，文学阐释的目的带有情感心灵意味，在阐释中要注意文本细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视“修辞性阅读”，这与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密不可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成纪以《诗经》的阐释为例，提出它在传统中国被诉诸社会教化的过程，也是诗义在解释中不断被赋予公共性的过程。这种公共性的获得不乏时代性意图的强制植入，是一种带有异化性质的公共阐释。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傅其林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进程。马克思主义文论进入中国后，在文学观念新维度的引入、文学理论实践性和批判性品格的构建以及跨文化的话语融合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马汉广追溯了陈望道的美学思想形成踪迹。他认为，只有向一切文明敞开视域，根据内容需要自由地选用概念构建理论，才能摆脱失语和强制阐释。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韩伟比较了儒家经学阐释与佛经翻译两种中国古代的阐释形态，认为其融合不仅实现了儒释道的深度整合，也在阐释过程中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阐释的主体性：面向当代文学本身

　　阐释最终的落脚点在当代中国丰富的文学实践，面向当代文学本身，阐释才能获得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研究的跨界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景观，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一些新的方法离开了对文学的审美批评，这是一种理论异化的现象。文学是意义的传达，阐释具有规定性，不能无限越界。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认为，批评不是文学的外在附属，通过批评把作家无意识的内容揭示出来，通过阐释呈现出作品中的隐蔽性结构，作品才最终完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通过对赵树理《锻炼锻炼》阐释史的梳理，揭示了不同时代不同批评家背后的阐释框架。他认为文本的深层逻辑和潜在话语往往在文学场域之外，要充分注意文本的历史语境与作家表达的策略，才能做出更加有效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王兆胜提出，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局限：没有从“小我”进入“大我”；缺乏时代感；缺乏认真阅读和细读作品的功夫；将“人的文学”奉为金科玉律，且呈现不断窄化的局限。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麾编审在闭幕式上表示，中国阐释学是构建中国当代学术话语的重要部分。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阐释学理论，不是要回到中国古代阐释的原初语境，而是带有源与流不断深入的文化根基与西方解释学对话，在对话中互鉴，在互鉴中实现理论的跨越，为多元的文化图景作出中国的贡献。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主办，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编辑部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