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下之于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现代人起源乃至人科起源的研究，都偏重于同一个模式，那就是寻找其标志性特征。于文明起源，其标志包括文字、金属冶炼、城市、国家政权；于农业起源，则包括定居、陶器、磨制工具、驯化动植物；于现代人起源，则是艺术品、复合工具等；于人科起源，则是直立行走、工具制作等。考古学研究中频频爆发的有关文明起源的争论，围绕的中心就是这些标志的普遍性与局限性，如南美早期文明就没有文字与金属冶炼，游牧社会的政权没有稳定的城市。至于复杂社会的组织形态，更是千姿百态，任何标准都有简单化之嫌。这种关注标志特征的研究非常具体、便于操作。不过，这种研究方式是还原论式的，忽视了文明发展的整体性。文明起源仿佛是星星之火，点燃之后逐渐扩散，我们可以称这种解释为“火种模式”，研究的目标就是寻找最早的文明萌芽以及文明扩散的证据。但是，这种模式既不能解释文明何以能够发生，也无法解释历史上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何以能够存在。因此，我们需要新的视角：一种强调整体性的视角，或可称为体系的视角。
文明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
体系的视角与流行于当代世界史与社会学研究中的“世界体系”理论近似。沃勒斯坦的这套理论原来用于晚近世界历史的分析，强调经济上的联系。布赞与利特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国际体系理论，并扩展出“前国际体系”的概念，它适合用来探讨文明起源。国际体系理论更强调体系内部不同层次单位（体系、次体系、单位、次单位、个体）在不同部门（如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论是世界体系还是“前国际体系”理论，都偏向在整体性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不只是一个框架或笼统的观念，可以成为我们解释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作为体系的文明，其中不同层次的单位具有多部门的互动能力，这种互动可能在定居聚落、酋邦、国家这三个不同复杂程度的社会组织（这些定义仍然是概略的，实际形态更加复杂多样）中进行，通过不断整合，最后形成文明体系。文明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一直存在于社会互动之中，在互动过程中塑造出体系。
中国文明的起源就是一个体系的形成，而不只是某个地方率先出现某些文明的特征。我们去良渚国家考古公园参观，会看到一句话——“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围绕良渚遗址的一系列发现，可以把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扎实地推进到距今五千多年前。但是，我们还需要看到，良渚只是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代表，从北方的红山文化（也可以称为文明）、山东的龙山文化，到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稍晚还有陶寺、石峁古城的惊人发现，可谓群星璀璨。此时，我们不能没有疑问，为什么这些文明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为什么它们之间具有相当的共性，而在周边地区却没有看到类似的文明形态？比如，良渚与上千公里之外的石家河、石峁在社会发展的相似程度上，高于毗邻的福建地区。由此，我们不能不从体系的视角来考察，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兴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体系。
立足于共同的基础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体系呢？因为它立足于共同的基础，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认识，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农业是文明的基础，农业提供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剩余，支撑精英阶层及其附属专业群体的存在，其中包括专业化的手工生产、军队、官僚阶层等。从民族志中我们知道，少数依赖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者社会，尤其是在近海海洋资源丰富的区域，存在人口稠密集中的复杂社会，如北美的西北海岸。但是，这样的社会规模和复杂程度，与立足于农业的文明社会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社会建立了国家与城市。史前文明的形态各异，但其经济基础都是农业，无一例外。当然，我们对农业的定义需要澄清，它不同于狩猎采集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而是通过驯化、栽培来生产食物，其中包括畜牧、游牧以及以种植根茎为主的园圃农业。农业生产需要稳定地控制资源，不论是动植物、田地、草场、水源还是人口。控制导致冲突，而管控冲突则导致更复杂的社会结构。
中国史前农业最早起源于两大区域：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准确的说法是华北与长江中下游的山前地带与盆地边缘区域。除此之外，在华南地区发展的是一种混合根茎种植、狩猎采集以及渔猎的生计方式，考古学家称之为“低水平食物生产”（更原始的农业）。距今8000年前后，史前农业开始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以获得更加平坦、更肥沃、更容易灌溉的田地。当然，开发这样的田地，需要排干沼泽或抵御洪水，这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也需要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此时涌现出了以辽西的兴隆洼文化、华北平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山东后李文化、陇东大地湾文化、关中老官台—李家村、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它们的发展程度和形态类似，时间阶段大体相当。而由它们发展出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区，正好也是中国史前文明体系所覆盖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农业起源滋养并限制了中国史前文明体系的范围。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起，史前农业形成了完善的文化生态体系，不仅有驯化的作物，还有家畜，以及配套的工具与社会组织管理能力，它开始向周围边缘区域扩展。中国史前文明体系仍然是以上述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农业扩散的区域是文明体系的影响区域。这些文化区可能与边缘区域互动关系频繁，比如，辽西地区与东北以及草原地带的交往，应该比中原更加便利，但是在文明的发生上，辽西与中原的关系，较之与东北和草原地带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文明的基础是农业，没有农业社会的长期发展，就不可能形成文明，而这些边缘地带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虽然后来有农业扩散过来，但其发展水平无法与中心区域相提并论；二是农业社会之间的互动问题，尽管东北、草原地带距离辽西更近，但由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差异巨大，它们之间社会互动的层次、渠道，不如辽西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互动深入和丰富。可见，文明体系内成员之间互动的层次与渠道，要多于成员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空间上的距离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农业社会缔造史前文明体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前文明体系在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奠定了格局，至少是在距今8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的观点将其定义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涌现出来之时。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已经开始，持续长达七八千年。距今10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出现了农业起源的萌芽。时隔2000年左右，出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然后形成不同的地区中心，并开始影响周边区域。
不过，在中国史前农业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例外，一是华南地区，作为农业起源的另类区域，其新石器时代萌芽（如磨制石器、陶器等）的出现，甚至早于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谷物农业在当地的出现则晚得多；二是四川盆地，它的表现正好与华南地区相反，其新石器时代开始较晚，但发展迅速，后来成为巴蜀文明的中心。究其原因，那就是史前时代四川盆地发展农业的条件优于华南。随着史前农业的扩散，周边区域逐渐融入中国史前文明体系。另一种模式是在农业边缘地带发展出游牧经济，这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它与谷物农业社会形成共生关系。传统观点强调两种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忽视了它们仍然属于同一个体系。这个中心—边缘的结构，构成后来中国文明体系发展的基本特征。
我们对这个体系的追溯是有限度的，基本止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再往前追溯，已知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与作为体系的中国文明之间，结构差异较为明显。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是细石叶技术，其分布范围还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伯利亚乃至北美西北部。它作为一种标准化的技术策略，非常适合高度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它的流行与末次盛冰期前后开阔的冰缘和草原环境密切相关。而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这个阶段盛行的是一种以燧石小石片为代表的技术，石器技术的面貌远比北方丰富多样。这种南北相对的格局一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跟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看到的由诸考古学文化谱系所组成的文化格局明显不同。这说明，中国史前文明体系是农业社会发展的产物，与狩猎采集时代的关系较远。
可以确定地说，中国文明体系的格局是距今10000年前后奠定的，其中包含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两个农业起源中心。这个格局支持了中国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发展，直到近代，才被以工商业为中心的文明所打断。从这种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文明体系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转型，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之中，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