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得不是特别景气，但一直在往前推进。今天，应该如何考虑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我的主张是要发展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研究现状
我从2009年开始在武汉大学政治学系讲授政治心理学课程，至今也有14年了。我本来的研究领域是基层政治，其中也涉及村干部和村民的心理与行为，所以就基于深化乡村治理研究的考虑，把研究领域推进到农民政治心理这一块，并结合专业教学一直在往前拓展，包括向其他群体的政治心理与行为领域推进。在授课和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普遍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国内政治心理学课程所使用的相关教材，关注的议题、使用的案例和材料，使用的概念、理论和分析范式，大多是从国外翻译或照搬过来的。诸如选民心理、总统人格等“别人的故事”，虽然对理解中国也有参考价值，但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注，往往使得教学与研究脱离当代中国治理的基本场景，或者过于淡化当代中国治理场景的影响，而将相关研究简化为一个纯粹的心理计量问题。这样做调查、做统计、写论文，实际的价值可能非常有限。
第二，国内外关于政治心理和行为的实证研究日益精细化和碎片化，方法越来越好、研究越来越专，但有时与宏大政治和现实政治的关联并不是非常密切。作为一种知识，它非常“精准”，但和“政治”没有很大的关联度。
第三，国内部分政治心理学研究缺乏对当代中国治理的总体把握，或者缺乏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内在逻辑的基本判断；进而在将心理逻辑与政治逻辑关联时，会发生一些判断的偏差，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一些政治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文章，具体判断、研究结论在数量关系上好像是成立的，但与我们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感受则明显相悖，或者说不是很协调。特别是量化这一块，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有一定偏差。这可能是因为一些学者缺乏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把握，在没有研究积累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政治心理学研究所致。
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的场景中，去判断什么是重要的或急迫的政治心理问题。诸多的政治心理问题之间呈现什么样的结构？彼此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另外，对相关的政治心理问题而言，什么是更为有效的解释？是心理路径的、政治路径的，抑或何种意义上的搭配路径？
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问题意识
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其问题意识一定是扎根于当代中国治理过程的，需要回应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中真实存在的重大问题、基本问题、主要问题、热点问题或前沿问题，并且致力于从心理的角度解释和分析当代中国治理过程（心理是如何影响治理的），或者是从当代中国的治理过程中，发现新的心理逻辑（治理何以塑造心理）。
王丽萍老师的近著《政治心理学》最后一部分引用了一个观点，认为政治心理是一条双行道，一方面是心理过程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特定的政治体系对社会成员思想、情感和动机的影响。王老师认为，相对于心理过程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政治心理学领域现有的研究似乎忽略了政治体系对心理的影响。对这个看法，我是认同的。上述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而且都可以放到中国治理场景中去展开研究。当代中国治理是在独特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之上展开的。中国具有独特的纵横权力结构，既有独特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纵向结构，也有独特的政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横向结构。在相应制度、体制和机制的规约下，独特的治理过程得以展开，而所有的政治心理现象都要放到这样的治理结构中进行研究。
因此，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一方面可以对当代中国治理过程的理解有所贡献；另一方面可以深入中国治理过程，并在中外比较的基础上，挖掘新的心理学原理。未来短期内，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第一方面：通过心理学角度来更好地理解或解释当代中国治理过程。最终，在政治心理学原理上能够有中国自己的突破，那就是打造政治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更高阶段。
科学性、合理性与适用性相统一
对于国内的政治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两个拓展方向都很重要：一方面是持续跟踪国际学术界政治心理学前沿的议题和研究方法，更新我们对政治心理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认识；另一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
做好基于当代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前提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的理念、体系、制度、结构、过程和原理要有基本的经验感和把握能力。这可能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才能做好有学术想象力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因为这需要对当代中国政治有一个基本的感觉，而不是在缺乏基本经验感的情况下，仓促地应用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入研究议题。
做好基于当代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要基于科学性、合理性与适用性相统一的要求，反思现有的政治心理学研究，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议题选择、分析范式、研究策略、材料运用、研究方法、量表设计、问卷设计以及话语选择。
在议题选择这一块，除了比较难研究的议题外，还是有很多重大议题可以研究，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民众内化度，新媒体环境中的政治合法性再生产问题，新政治情境下党员干部及普通党员心态，新治理要求和规范下的公务员群体心态，国家发展、政治导向与学者群体的心态，产业工人的政治心理，城乡边缘群体的政治心理及其行动逻辑，逆全球化进程中的公民身份与民族主义，独特整合路径中的少数族群的国族认同，治理变革中的民众政治心理与行为逻辑，政治历程与民众心理的代际差异与冲突，青年人的政治价值观、效能感与参与度，等等。这些议题既涉及主流群体，也包括边缘群体，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
在分析范式方面，政治心理学不要把研究做窄、做得太枯燥了，只剩行为主义这一条道。量化是非常重要的，但量化也要讲好一个故事，也要和经验关联起来。除了量化的路径，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的路径，特别是对于中国治理场景中的政治心理学而言，法国社会学传统和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另外，还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方法论问题上，西方的政治心理学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是，该怎么平衡和协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关系主义、情境主义？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情要放在整体、关系和情境里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简单还原为个体就能讲清楚的。二是从社会中心的角度去做中国的政治心理研究，当然能看出很多问题。但是，我国还有特别重要的政治与治理过程——国家关照社会，国家关照个人的方向也非常重要，所以国家中心论、政府中心论、政党中心论的分析范式不能忽视。因此，心理学的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不应该成为唯一选择，因为所有现象都是嵌入整个政治与治理过程的。所以，分析范式是不是要作一些反思和调整？在分析范式的多元化过程中，我们最好能够激活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并提升解释力。
在研究策略这一块，目前大家最为熟悉的是行为观察和因果关系，这是社会科学式的，行为主义的。实际上，许多有意思的政治心理学著作，不完全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而是包括基于人性假说的不断推演，以及文化模式和心理定势的总体判断——当然这个也有争议，但它也能解释一些问题。此外，还包括充分内省与推己及人，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力、设身处地的能力充分地激发出来，去理解各类政治人。另外，还包括情景还原和文本解读，这是比较人文主义的路径。我们不能丢掉这些路径，否则政治心理学研究就失了趣味，也不好看。
在材料运用这一块，除了调查数据、实验数据、网络留言之类的大数据外，尤其要重视深度访谈材料和口述史资料，以及日记、档案、回忆录、深度报道、纪实文学、教科书、影像资料、民谣、段子等。这些资料对于理解中国治理过程中鲜活的政治心理现象，是更有解释空间的，更能推进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量化数据的优势是“科学”和“准确”，但它可能把问题做窄了，甚至跑偏了。
在研究方法这一块，首先是量化研究的科学性仍需进一步提高。目前比较新的方法有设计性实验和自然实验。这些前沿方法的使用还不是很广泛。我个人比较偏好质性研究，就我的感受而言，访谈材料、口述资料的运用以及单个政治人，特别是对一些典型政治人物的深度挖掘还有很大的空间。目前，我国的政治心理传记还是太少了，包括退休官员的政治心理传记，都很值得去做。像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中的深度描写，就很有政治心理学的价值。研究方法中，还有不同类型的多个案比较、标志性事件的过程追踪以及文本解读和话语分析等，都是政治心理学研究可以拓展运用的。
在量表这一块，课堂上我们常会讲到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量表、威权主义人格量表等，但量表的一些问题需要调整。我们应当基于中国的治理实践和我们的生活感受予以转化，用我们的场景和语言来重新设计相关问卷，尝试设计或优化一些量表，比如中国民众的民主观、自由观、正义观、平等观以及政治支持的相关量表。诸如中国党政干部政治素质考察量表之类比较规范和成熟的量表，也可以作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参考。另外，关于政治态度、政治认同、政治信任等问题的一系列调查问卷，都可以基于中国治理的新进展加以优化。
在话语选择这一块，涉及内容较多。现有的政治心理学话语主要是学术话语或科学话语，而实际进入中国治理场景，让非专业或专业外的人也有兴趣看，就需要使用一些传统话语、官方话语或日常话语。比如笔者近期关于“民心政治”的文章，讨论的既不是纯粹的官方话语，也不是传统的民心政治——现在的“民”，不是原来的臣民，而是公民、人民。类似的话语，其实可以重新激活，从而注入新的内涵。另外，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怎么加以转化？正式与非正式话语、公开话语与私密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外显话语与内隐话语、直白话语与曲折话语等，怎样在对照中把它们的元素转化成可运用的政治心理学概念？然后再把这些概念进一步学术化，使它和现有的政治心理学概念进行对话？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话语其实蕴含着许多学术上的灵感，经过适当的改造或提纯，是不是能够变成比较规范、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政治心理学概念？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