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案多人少”概念存在诸多争议。有的质疑其是一个伪问题，有的则承认其是一种客观事实。否定论者主要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主张从案件总量、法官总数、国民人均案件量、法官人均办案量等指标衡量，我国较之域外并不存在明显的“案多人少”现象。肯定论者多对法官的工作内容、工作负荷具有感性认识或抱以同情和理解，通过测算我国语境下法院审判“人案比”的上限，指出实践中很多法院已突破了这一上限。显然，聚焦于数字的抽象比较意义寥寥。这是因为，我国法院与域外法院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等存在显著不同，缺乏可以直接比较的基础。但是，“人案比”的测算也不应迁就现实，不加甄别地将各类非司法事务纳入法官的工作范围，从而高估法官的工作负担。

　　“案多人少”的概念具有相对性 

　　“案多人少”的核心分别是“案”和“人”。在描述法院“案多”状况时，具有宽严不同的统计口径。最宽泛可以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执行、一审、二审、再审等，如2022年多达3031万多件；最狭窄仅指各类（民事、刑事、行政）一审案件，如2022年也达到1715万多件。与之相对，衡量法院“人”的多少，同样存在宽严不同的统计口径。就裁判权的行使主体而言，若以员额制改革前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为准，其总数21万多；若以员额制改革之后的员额法官为准，其总数仅12万多。但若以拥有政法专项编制及地方事业编制的人数为准，法院内“有编制”者超过35万；而围绕审判、执行等法院核心业务，从事司法辅助工作及司法行政工作的“编外”人员则为数更多。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此类合同制聘用人员占到总人数的40%，甚至超过50%。由此估算，全国法院实际从事司法相关工作的人员应该有70万人左右。

　　“案多”与“人少”是一组相对的概念。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计算所得的人均案件量会有明显出入。例如，以最宽意义的案件数除以最窄的员额法官人数，可以得出人均案件量252件左右；反之，以最窄意义的案件数除以最宽的涵盖编内、编外的法院工作人员人数，得出的人均案件量仅25件左右。即便按人均案件量252件，横向比较美、英、德、日等国，也远低于其动辄500件甚至1000多件的人均案件量。就此而言，认为我国不存在真正的“案多人少”问题并非毫无根据。但是纵向来看，自1978年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增加超过30倍，而同期政法专项编制仅增加5倍，法院的确越来越忙，法官工作列表上待审案件越来越多了。有学者区分案件量（caseload）和工作量（workload），指出案件量不能反映法官工作负荷的全部，事实上法官还承担了大量司法之外的工作。

　　透过“案件量”看到法官的“工作量” 

　　一方面，因为律师代理率偏低，为了提高效率并发现真相，法院不得不采用职权主义的诉讼方式，承担更多的司法责任；另一方面，法官为彻底化解纠纷、避免申诉信访，经常需要沟通、请示、协调，在事实认定、法律推理之外，往往需要将政策、民意、舆情等因素纳入考量。概言之，法官办理的不只是司法意义上的案件，还是社会意义上的事件。其中需要法官投入的时间、精力，需要法官运用的知识、策略，并非“坐堂问案”“居中裁判”的司法工作模式所能比拟。因此，多项问卷调查显示，各地法官普遍感受到工作压力大，加班时间长，有观点认为这也是法官离职的主要动因。

　　当然，法官的工作量与案件量并非毫无关联，前者以后者为载体。恰是以具体案件为基础，结合司法审判对于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追求，构成了法官的主要工作量。一方面，“案多”现象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又充分说明了法治建设的成就。简言之，只有人民信赖司法，才愿意诉诸法院解决纠纷。而司法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法治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司法工作者积极化解纠纷、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是其应有之义。与“案多”现象相应的，是法院获得的司法资源大幅增加，软硬件设施、法官职业保障等明显改善。就此而言，法院案件量的增长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相辅相成。另一方面，“案多人少”的现状也会导致一些弊端，影响司法工作的实效。例如，由于案件量直接对应工作量，且受审理期限、结案率统计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法院会在案件“入口”处“设卡”以减少立案，并推迟立案。与此同时，由于案件量作为司法考核的基本单位，影响法官的评奖晋职和法院的资源供给，部分法院会调整案件量的统计方法，将事实上合并审理的纠纷拆解为大同小异的“串案”，或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树立办案量领先的先进个人。

　　因此，要探讨“案多人少”问题，应当透过统计的案件量，看到法院实际的工作量；面对“案多人少”的困局，也不能只从减少案件量上下功夫。例如，进行程序扩容，增设诉的预备合并，提高普通共同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代表人诉讼等的适用率，严格来说只减少了案件统计量，而非有效降低了法院的工作量。

　　“案多人少”的破解之道 

　　唯有基于我国司法实践的本土经验，在“案件/事件”“律师为主/法官为主”“当事人自担风险/法院负兜底责任”等要素构成的坐标系下，中国司法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方能得以定位。

　　首先，针对“案多”，可提升诉源治理的效能。如果法院长期处于人困马乏、力不能及的境况，势必影响司法的公正性。面对这一困局，“堵”不如“疏”，与其设置立案障碍，不如推进诉源治理。近些年来，各地法院在基层社区设置法院工作室、联系点，设立诉讼服务站，注重非讼程序的功能发挥，促使纠纷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形成合力，让问题解决在源头、让矛盾化解在前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后，应当由党政机关共同参与，构建诉源治理的综合体系，提升诉源治理的整体效能。

　　其次，针对“人少”，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一方面，扩大程序分化和人员分化，促进繁简分流，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诉讼程序、诉讼阶段配置相应的司法资源。立案后，建立客观的程序分流标准，充分发挥小额程序、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的效能；在证据交换、庭前会议、诉讼保全等阶段，可由法官助理主持。另一方面，优化法院的组织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可扩大审判管理办公室的职能，设置类似“事务主管”的岗位，对具有共性的司法辅助事务进行集中管理；在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的“合一制”下，可适当弱化科层制管理模式，向扁平化、团队型结构发展，减少非司法事务对法官时间精力的占用。

　　最后，法官应立足实践需求，服务人民群众。这并非意味着法官是反规则、民粹性、调解员型的，而是在遵循法定的规则、程序之前提下，结合我国纠纷解决的实际需求，适当扩大司法裁判的内涵外延。在西方，职业法官与治安法官、小额裁判法庭法官、从事法院调解的司法专员、评估员或律师等身份严格区分，职业法官具有精英化（入职条件苛刻、人数极少、只审理重要案件、享受高身份保障）、有限司法责任（当事人在律师代理下自主行为并自我负责，法官无需对纠纷的彻底解决负兜底责任）的基本特征。相比之下，我国法官更偏向群体的大众性、权能的概括性、责任的宽泛性。这是一种中国语境下的动态平衡，也是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的职责所系，不构成法官抱怨“案多人少”的正当理由。

　　此外，缓解“案多人少”问题还应当恪守正当程序的底线，诉源治理不能变相限制或剥夺当事人的诉权。“做工作、讲道理”不能演变为“强制压服”，繁简分流不得侵犯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才能探索出中国特色的“案多人少”破解之道。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