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生活中，公共空间既是承载了公共活动的物理载体，也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场所。作为一个指代名词，“空间”兼有具象—抽象的二元属性，英文中分别用“public space”和“public place”进行指称。

　　抽象公共空间与具象公共空间 

　　按照政治现象学“朝向事物本身”的研究宗旨和研究起点，以及使用多重维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客观描述的方法论，本文将公共空间分为空间本身和空间里人们的活动两个维度进行考查。

　　基于现象学注重感官研究的思路，对抽象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基于空间本身来展开。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学界就曾对公共空间的功能与价值进行了讨论。列斐伏尔的三重空间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理论成果，以“定见悬置”原则搭建其理论框架，同时具有强烈的批判主义色彩。与列斐伏尔类似，哈贝马斯的研究也兼具批判性和建构性。他通过追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咖啡馆在言论自由传播中的作用，创建性地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而另一位批判主义“旗手”——阿伦特，也为人的行动理论预设了一个抽象的公共空间，其原型则是古代雅典的公民广场。

　　对具象公共空间的研究则包含了对空间本身和空间里人们的活动两个维度。其中，对于具象公共空间本身的研究可细分为三个分支。一是对公共空间历史变迁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是于山水的《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该书将长安街的变迁与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线索进行比照分析，凝练出中国建筑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二是基于象征主义对公共空间进行解释，其中政治学问题意识最鲜明的是查尔斯·古德赛的《公共空间的社会意义》。该书以美国各州议会大厦的内部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为研究对象，解读了传统、世纪中期和当代三种式样所代表的压制性、对抗性和联合性三种权威类型。三是使用科学的量化手段，对公共空间进行测量，分析空间特征与政治现象之间的关联。在空间测量的众多方法中，“空间句法”被认为是研究公共生活的首要方法。该方法以整合度（空间可达性）为基本概念，指出整合度越高的空间越有利于实现人们的共同在场，进而能够形成“意念社区”。王静文在《聚落形态的空间句法解释——多维视角的实验性研究》中就应用空间句法理论说明北京的胡同空间特征更有利于社区共同体观念的形成。除空间句法外，丹尼尔·斯维尔从场景理论出发，发现以设施的文化特性为内容的场景可以影响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创造新的政治资源。

　　具象公共空间研究的另一维度是关注公共空间里人们的公共活动，分析活动与空间的内在关系。城市空间研究者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将户外公共空间的活动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其中社会性活动是政治学研究的典型对象。社会性活动可分为仪式性的公共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公共活动。王海洲在《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中，从仪式的外部环境、基本内置、权力暗号和弹性地带等方面分析了权力如何在特定的空间里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如何解读这种发生。在此基础上，对政治仪式的现象学研究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将对政治仪式发生的分析拆解为静态的定格和动态的游行。在静态定格时，可以着重关注两点：参加者的空间身位关系和场景的装饰。前者如主从位次，观看与被观看的位置差异，最极端的表达就是福柯关于圆形监狱的空间构型实现了肉体规训的论述；后者如前景与背景，主体与细部，是仪式空间与日常空间最直观的差别，是对空间内涵的展示。在考查仪式的动态部分时，可以考查仪式进行涉及的路线、活动环节以及参加者空间身位关系的变化。这些考查点都蕴含着特定的政治观念。

　　如果说政治仪式是公共空间里刻意准备的活动，那么，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则更符合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本真的生活”。学术界对日常公共生活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微观史学视角的研究，如王笛的《茶馆》。他通过描绘茶馆里店主与茶客之间、茶客之间、店主—茶客—官方之间或明示或暗地的活动，揭示了成都地区民间权力关系网络的复杂，分析了社会秩序维系的原因。二是通过分析特定空间里特定身体活动，揭示空间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如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从日本人进家时一定要先脱鞋再进入这一动作，揭示出日本人对外与内、公与私界分的严格遵守。他还通过对比家庭与街道之间的过渡空间，抨击了日本人对公共生活的冷漠，赞扬了意大利人基于街道空间规划对公共生活的热忱。尽管芦原义信对日本公共空间有着强烈的“定见”，但他的确发现了空间与人的行为之间的互相塑造作用。三是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广场舞、游商小贩和邻避事件是主要研究对象。此外，陈立镜在《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理论及特质研究——以汉口原租界为例》中，系统分析了汉口原租界地区日常公共空间的六类活动，揭示出基层社区空间治理的逻辑理路。

　　公共空间的政治现象学进路 

　　当然，将公共空间割裂为具象与抽象空间，将弱化其在两象之间的互相交流，以及其本身作为两象杂糅体的特质。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不仅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质，其表现形态的复杂与内涵意义的深邃更使其成为一个兼具广度和深度的研究领域。现象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可以对公共空间研究起到“深入现象，体悟本真”的作用，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推进。

　　第一，在规范意义上，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念出发，为“公共空间”注入中国政治观念的“基因”。“公共空间”概念源自西方，原初含义暗含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权力与权利的对峙。因此，对关键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厘清是推进公共空间研究的关键，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第二，借助现象学的分析方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凝练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这是公共空间研究对政治学学者的挑战，也是将政治现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现象学区分开来的要求。“没有政治学的现象学”对政治学和现象学都是遗憾。因此，对公共空间的政治学研究应当抓住权力、权利、政治认同、政治参与等基本支点，围绕这些支点展开分析。

　　第三，按照现象学“朝向事物本身”的研究宗旨和“重新发现已见之物”的问题敏感性要求，公共空间里更多的生活场景和公众活动都将进入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可以期待研究成果的涌现。大量翔实的个案研究，将完成经验认知积累的前提工作，在此基础上，理论凝练和提升才可以实现。立足中国国情、朝向真实生活、“定见悬置”地积累与反思，进而不断推进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