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工作日益成为党和国家最关注的事业之一。2022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了习近平总书记专题文集《论党的青年工作》，深刻阐明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和实践要求等。在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探讨和关注青年问题，对于青年职业生涯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全球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议题，便是对当代青年变动中的结构性遭际的关注，而这一关注也正在显著改变人们的认知，使得人们日益将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看作“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概念所覆盖的最新一类主体。在青年群体之前，更早得到识别和更容易得到承认的社会脆弱性群体，主要是老年人、儿童、妇女等在文化上、社会上和生理上处于依赖地位的群体，或者残障人士、罕见病患者、跨越文化边界的中下层移民等特定福利损失群体。相比之下，青年人由于其在生理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相对优势地位——生理上更加成熟、完整，社会上因完成了初级社会化过程而习得了必要的且更新潮的社会规范和人力资本，且文化上借由种种过渡仪式获得了成人地位——而成为各个社会倚重的最新人力更替资源，很难将“脆弱性”这一标签加诸其身。更何况，在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渗透并改造各类制度化活动领域（如生产和交易、行政和治理、战争和冲突、休闲和娱乐、宗教和信仰等）之际，青年人由于其所处的“文化反哺”地位而获得相对结构优势。与此同时，随着大众教育的扩张，人力资源特质和专业性也日益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敏感的判断标准，青年人看起来似乎更应该受益于这两大结构性变化。因此，对于全球社会科学关注青年身上所呈现的“社会脆弱性”这一议题，我们必须给出更多的经验证据，而这些经验证据也必须在最新全球结构性变迁趋势的脉络下，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综合来看，全球结构性变迁呈现出以下三个重要趋势。

　　一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劳动的转型。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更加金融化、技术化，更倾向于借助冲突性手段和零和博弈模式维持绝对利润水平。这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劳动的形态呈现出更多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和非正式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不稳定就业、产消者合一、劳务外包和算法控制等微观现象。青年人所面对的劳动力市场，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表现为工会组织保护的衰弱、就业机会的流失和劳动回报的直接下降，而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则表现为就业不充分和就业不稳定的现象。一个平行的现象，就是青年人从教育走向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转型期逐渐拉长，从而进入一个漫长的“社会等待”周期之中。

　　二是跨文化空间流动中的歧视和制度性排斥。从工业化时代开始，劳动人口开始逐渐从农业、采矿业等第一产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因此才有了19世纪末开始的跨洲移民潮。当代最典型的跨洲移民，便是诸如伦敦和巴黎之类的国际大都市中来自西印度群岛或北非的移民，以及最近一段时期，德国街头来自战区的战争难民。可以说，上述一波波跨洲移民青年在各自的居留国都遭遇到了文化上和制度上的适应问题，从而陷入各类或原初或次生的相对剥夺境遇，并最终塑造出一种集体的反叛感和抵抗意志。

　　三是老年世代的财务境遇要优于青年世代。无论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中国这样日益上升的新兴市场国家，世代之间的关系有多种考察的视角，其中之一便是财务的视角。首先，从单个国家的代际关系来看，美国婴儿潮一代的财务状况要比X、Y和Z世代的财务状况好得多，因为其相对优厚的养老金计划，以及来自房产和金融投资的整体收益，可能要远高于后续的几个世代。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其实质也是，全球北方工业化国家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由于遭遇财政危机而无法持续，导致其必须更多地依靠市场运作来替代系统的福利供给。因此，青年世代的福利地位显著受到了这一总体政策取向的负面影响。最后，在中国住房市场化的进程中，城市年老各代的住宅自有率要远高于目前的青年一代，因而他们更多的是住宅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而青年一代则要持续承担高涨的生活方式成本（尤其是住房成本）带来的经济和财务压力。

　　从上述三个全球结构性趋势来看，当代中国青年也面临“社会脆弱性”。首先，在从教育场域向工作场域转进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化和非正式化转型，导致青年就业问题突出。其次，在城乡不平等的维度上，非市民化待遇加上其他维度的相对剥夺遭际，将使得乡—城迁移中的青年一代产生负面的社会心理——无根感和无意义感，这一类集体心理认知有可能导致一些负面的群体行为和散发性的青年越轨行为。最后，青年世代相对于老年世代的不利财务地位，部分可归咎于中国高度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回报结构，部分来自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福利市场化改革（住房、医疗和养老金改革）的成本。

　　由此，要充分注意到当代青年世代的社会脆弱性，并出台有针对性、整合性的社会政策进行援助。当前，由国家系统地来思考当代青年的政策需要和政策地位，已经到了关键期。青年的政策地位，显然不但需要观照到当前的青年就业危机，还要观照到城乡青年的平等社会融入需要，以及与青年世代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相应的可持续财务问题。青年政策地位的系统性，还表现在劳动力市场政策/就业政策和家庭政策/生育政策之间的兼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系统的学术研究，找到政策设计的关键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