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中国政治进步需要历史感
2020年04月15日 07: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15日总第1907期 作者:贝淡宁

  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感。当然,西方知识分子也有,但没有那么明显。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政治家)和老百姓交流时,好像历史还活着,这点跟西方很不一样。我本科在麦吉尔大学念书,专业是心理学。为什么选心理学呢?因为我想理解人类是什么。但心理学讨论的问题和历史没有什么关系,跟规范性的问题也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不会讨论人类应该是什么。直到最后一年上查尔斯·泰勒的课,他很有历史感,带领我们讨论了政治理想应该是什么,讨论了一些规范性问题。这促成我后来转为研究政治哲学问题。虽然我的历史感没有那么深刻,但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我最近会出一本题为《论正义等级》的书,这与中国文化有关。在西方,等级的问题很难讨论。我曾经讨论过“贤能政治”,第一个问题就是规范性问题,即应该用哪些标准来衡量政治的进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些历史感,如果没有历史感,就没法回答。很多西方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标准就是一人一票。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没有什么政治改革。其实,这种说法很教条。如果有历史感,就不会这么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最有名的著作是《理想国》,它就是按照贤能政治的标准来讨论问题。以密尔为代表的19世纪的学者认为,每个人的政治判断能力不一样,所以应该给那些聪明人多一点投票权利。但现在,如果有西方学者讨论这些话题,会遭到道德上的批判。西方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教条。事实上,怎么选拔、怎么提拔领导,跟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系,没有一刀切的制度,应该由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规模、国情等因素来决定。怎么选地方政府干部和怎么选中央政府干部,也有不一样的标准,没有一刀切的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历史感才能回答。

  为什么贤能政治是合适的政府(主要是高层政府)官员的选拔标准?第一个理由与国家规模有关。福山写了一本书,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丹麦。可是丹麦的人口只有500万,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怎么可以用丹麦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呢?20世纪之前,大部分西方哲学家都会承认国家规模会影响领导选拔的标准,认为民主的前提是小规模国家,只有在小规模的国家,社群老百姓才可以判断这些领导的能力。如果是很大规模的国家,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居住的校区在农村,和地方干部吃饭时,讨论的是一些地方问题。但如果我和中央政府的官员吃饭,讨论的则是怎么解决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讨论的是全球变暖这样长期性的问题。对于这种层次上的差异,显然需要不同的标准。

  中国的历史很复杂,但基本还是崇尚贤能政治。在孔子之前,君子的标准与家庭背景有关,而孔子觉得君子就是能力比较优秀的人,尤其是道德比较优秀的人。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讨论怎么选拔比较优秀的领导、怎么衡量能力、怎么衡量道德、道德和能力有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比如,朱熹反对科举制度,觉得考试并不能选拔出道德水平较高的领导。又如,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要求“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即最理想的政治制度需要选拔出比较优秀的领导。因此,“选贤与能”是一个国家问题,这与西方的历史不一样。正如赵鼎新老师所说,法家主要是考虑“能”的问题,而儒家很重视“贤”的问题。西方当然也有关于贤能政治的历史,但并不是主流价值观。这是中国与西方的一个差异。

  总之,不管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研究的都是规范性问题,都需要历史感。对于研究当代政治的学者来说,也需要一定的历史感才可以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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