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感。当然，西方知识分子也有，但没有那么明显。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政治家）和老百姓交流时，好像历史还活着，这点跟西方很不一样。我本科在麦吉尔大学念书，专业是心理学。为什么选心理学呢？因为我想理解人类是什么。但心理学讨论的问题和历史没有什么关系，跟规范性的问题也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不会讨论人类应该是什么。直到最后一年上查尔斯·泰勒的课，他很有历史感，带领我们讨论了政治理想应该是什么，讨论了一些规范性问题。这促成我后来转为研究政治哲学问题。虽然我的历史感没有那么深刻，但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我最近会出一本题为《论正义等级》的书，这与中国文化有关。在西方，等级的问题很难讨论。我曾经讨论过“贤能政治”，第一个问题就是规范性问题，即应该用哪些标准来衡量政治的进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些历史感，如果没有历史感，就没法回答。很多西方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标准就是一人一票。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没有什么政治改革。其实，这种说法很教条。如果有历史感，就不会这么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最有名的著作是《理想国》，它就是按照贤能政治的标准来讨论问题。以密尔为代表的19世纪的学者认为，每个人的政治判断能力不一样，所以应该给那些聪明人多一点投票权利。但现在，如果有西方学者讨论这些话题，会遭到道德上的批判。西方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教条。事实上，怎么选拔、怎么提拔领导，跟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系，没有一刀切的制度，应该由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规模、国情等因素来决定。怎么选地方政府干部和怎么选中央政府干部，也有不一样的标准，没有一刀切的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历史感才能回答。

　　为什么贤能政治是合适的政府（主要是高层政府）官员的选拔标准？第一个理由与国家规模有关。福山写了一本书，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丹麦。可是丹麦的人口只有500万，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怎么可以用丹麦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呢？20世纪之前，大部分西方哲学家都会承认国家规模会影响领导选拔的标准，认为民主的前提是小规模国家，只有在小规模的国家，社群老百姓才可以判断这些领导的能力。如果是很大规模的国家，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居住的校区在农村，和地方干部吃饭时，讨论的是一些地方问题。但如果我和中央政府的官员吃饭，讨论的则是怎么解决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讨论的是全球变暖这样长期性的问题。对于这种层次上的差异，显然需要不同的标准。

　　中国的历史很复杂，但基本还是崇尚贤能政治。在孔子之前，君子的标准与家庭背景有关，而孔子觉得君子就是能力比较优秀的人，尤其是道德比较优秀的人。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讨论怎么选拔比较优秀的领导、怎么衡量能力、怎么衡量道德、道德和能力有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比如，朱熹反对科举制度，觉得考试并不能选拔出道德水平较高的领导。又如，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要求“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即最理想的政治制度需要选拔出比较优秀的领导。因此，“选贤与能”是一个国家问题，这与西方的历史不一样。正如赵鼎新老师所说，法家主要是考虑“能”的问题，而儒家很重视“贤”的问题。西方当然也有关于贤能政治的历史，但并不是主流价值观。这是中国与西方的一个差异。

　　总之，不管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研究的都是规范性问题，都需要历史感。对于研究当代政治的学者来说，也需要一定的历史感才可以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