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地重整被分解、分割的城市空间，解决空间私有化、碎片化的封闭社区带来的空间负面效应，需要我们结合当下城市空间发展背景，思考空间转型路径。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化，封闭社区成为我国城市现有的主要居住模式。作为社会基层治理单元以及空间重构的重要载体，封闭社区有效减少了政府对城市公共管理的成本。但是，城市封闭社区在促使城市结构加速变迁的同时也在撕裂着城市空间，将城市空间切割为显著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并在不断推进的城市基层社区建设中不断异化，即在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层面生产出以“碎片化”“私有化”“隔离化”为表征的空间。本文以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为出发点，探讨在全球化、城市化、住房私有化等背景下，城市封闭社区是如何对城市空间进行转型和重构并实现其空间生产性的，借以分析封闭社区的空间生成机制及内在逻辑。

　　封闭社区：社会分异的消极空间

　　封闭社区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是先进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合产生的空间产物。由于移民和种族歧视而使当时美国城市在多元繁荣的幻象下充斥的排斥、冲突与隔离，城市富人阶层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安全的需求，开始谋划社会—空间策略，建造大量的“私有乌托邦”，严禁外人进入私有空间领域，使空间属性呈现“地域性”特征并将其分为“名望型”（Prestige）、“生活方式型”（Lifestyle）和“安全地带型”（Security Zone）三种形式。经由全球化，封闭社区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的重要居住形态。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具有“空间性”和“生产性”，表现为一种连续性的模式。他采用三元辩证法，将空间按照属性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单位制的解体、住房私有化的改革，使城市空间被分割成碎片，同时以碎片的形式被买卖。可以说封闭社区在促进市场转型、职业结构多元化的基础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城市空间的分异度，并在城乡空间流动性开放的推动下，加剧了城市空间分层格局，导致空间异化，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出现前所未有的波动，城市空间出现功能性失调，封闭社区正以其独特的手段和方式加剧社会空间的分异。

　　公共空间遭受挤压与割裂

　　物质空间就是我们能感到的实体空间，是空间最直接的表现。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移民集聚到城市空间中，加剧了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紧张，并催生居民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在此情况下，配备围墙、安保、门禁等新型空间压制手段的封闭社区应运而生。可以说，封闭社区以空间隔离的方式为生活在其场域的个体保障了隐私和财产安全，赋予居民或特定阶层以“安全感”，即通过封闭式的“可防卫”空间来远离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同时，政府将基层管理权下放到社区，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维护稳定的成本支出，封闭社区成为维护城市安全和谐的有效载体。但是，在市场趋利行为的推动下，封闭社区作为“防卫空间”的实体外显特征，房地产开发商更是在城市空间中获得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控制权。由此，在对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以及城市“圈地运动”中，城市空间出现了严重的“碎片化”和“隔离化”倾向，大量封闭社区把城市空间切割得支离破碎，公共使用的道路内部化，严重破坏城市空间交通系统，加剧了私人利益排挤城市公共空间的现象。在现代城市中，存在着一种名副其实的空间的生产性消费，对交通工具、建筑、道路和公路的消费，导致封闭社区生产了“隔离”“破碎”以及“私有化”的城市物质空间格局，打破了传统城市物质空间的均质性、统一性和连续性。

　　精神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是能够被感知的、想象的被表现的空间，是被社会关系客观化的空间。消费社会的今天，空间俨然已变成一种高级商品、高级财产被人们买卖着，并引发了一场越来越高级的可视化的符号表现。城市封闭社区形成之初主要是为了个人隐私和财产保护，躲避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以及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等问题，但随着城市空间职业不断分化，炫耀性消费价值观念迅速嵌入到城市空间场域之中，对于封闭社区空间的消费已变成“游戏”和对流动性、活动性的一场符号性谋杀。特定群体通过对封闭社区空间的消费来彰显身份和地位，将空间由商品性过渡到符号性，并打造成具有话语权的社会文本。这些都无形刺激了封闭社区的精神空间生产，使封闭社区摆脱原有的内在生产逻辑和生成机制，自身开始分化和异化。按照空间内生活基础设施配备以及对城市公共空间及空间资源的侵蚀性，建设不同等级但空间内部都具有高度同质性，以及居住群体由于身份、职业、收入等形成很强身份认同感的各类型封闭社区。可以说现代封闭社区对精神空间进行重构与生产，这无形中也加剧了封闭社区空间内部群体对空间外的群体的排斥，造成不同群体间的冲突、空间资源竞争以及严重的社会空间分隔等一系列社会负面效应。

　　如果说精神空间能够被感知、被想象，是表现的空间，那么社会空间则是被建构、被规划，是空间的表现，尤其以都市空间为范本。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的生产，在今天，力图统治社会实践，却没有成功，而生产关系被放到了其中，社会空间因社会各要素的排序而物化，成为了空间表现的载体。城市封闭社区在割裂传统城市的统一性空间格局的同时，以独特的物质空间存在形态（居住模式）重构了社会空间。在封闭社区的社会空间场域内，个体的社会交往和认同、结构和行动呈现高度的同质性，深刻影响了城市社会关系，更是在职业空间与生活空间步入永久性的社会结构分离场景之下，将社会关系以及流动其中的社会资本固定其中。这种具有空间纯化的社区导致了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区隔，阻碍阶层的社会性流动以及原住民和新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削弱新市民社会资本的可获得性，制造新的边缘化群体。而社会融合本质上就是一种相互同化、相互认同的过程，社会资本则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转化有助于新市民更快地适应环境，加快社会融合进程。可以说，封闭社区在满足人们对空间私人化和社会空间界限的追求下，形塑了一种新的、近端的、毗邻的秩序空间，加深了社会分异。

　　如何超越形式的共同体

　　封闭社区忽视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和社会交往要求，造成邻里关系交往、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的观念淡化，加剧了城市社会分化，制造不同群体的对立情绪，物化社会关系，使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不断凸显，产生严重的社会极化和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形成“异托邦”困境。因此，封闭社区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共同体。简·雅各布斯认为：多样性是城市本性，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而封闭社区作为防卫、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区隔的存在，造成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社区场域高度同质，这些都违背城市发展的最初要义，影响到空间发挥工具性和正功能性，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空间问题，也引起学术界对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重新思考与阐释。

　　封闭社区空间并非是透明的、清晰的、纯粹的形式，传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 遵循着拜物教准则，被某些标准所控制和决定，而人们则在被物化的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中致力于创造各种各样的话语、阐释、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使其从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将封闭空间变成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标示着实践的范围。因此，如何更好地重整被分解、分割的城市空间，解决空间私有化、碎片化的封闭社区带来的空间负面效应，需要我们结合当下城市空间发展背景，思考空间转型路径。做到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解决空间矛盾，最大可能发挥土地的多样性功能；提倡开放型的街区制社区，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间创造出共生的“混合居住制”的生活空间，赋予多元主体进入都市的权利，实现公共空间资源的共享，修复碎片化、隔离化的城市空间，减少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成本，进而实现近端秩序与远端秩序的连续。

　　（本文系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海南省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空间组织与治理研究”（Hnky202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