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政治实践尤其是中西方比较来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党协商凝心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脱贫等民生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为世界其他政党如何践行“政党责任”提供了“中国范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联组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将此项基本政治制度称为“新型政党制度”。如何理解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从何而来”“是什么”以及“如何实践”这三个问题，涉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历史逻辑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显然，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必然选择。

　　首先，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奋斗过程中，在总结和吸取旧式政党制度历史教训基础上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在探索过程中，能人志士们逐渐培育起政党组织，并先后效仿英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但实践证明，不管是孙中山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多党制，还是蒋介石施行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均无法完成救亡图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凭借统一战线法宝，确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才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其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历史选择。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动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所展开的各种打击和制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进步人士以民族大义为重，走到一起，共同对抗国民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共同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标志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

　　再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得以定型的。虽然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初步确立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1956年毛泽东同志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定位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随着1978年底改革开放的开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1989年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定位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并于1993年写入宪法，2018年习近平同志将其称为新型政党制度。

　　最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弘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而不同，和谐共处，各安其位，各美其美，助力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这正是以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为主要内容的“和合”传统文化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弘扬。

　　理论逻辑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其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显然，与一党专制和西方政党制度等旧式政党制度相比，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律。

　　首先，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代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使命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诞生的，因此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并且将其具体落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祉这一中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

　　其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整合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政党关系结构来看，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下，只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只有执政党和参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前提，多党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建立在共同坚守和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福祉这一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在这一共同目标基础上，各个民主党派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各自所联系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福祉这一历史使命共同奋斗，从而使得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出整合性。

　　再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效益型政党制度。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党协商这一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实现政党之间有事好商量、多商量和会商量，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做到真诚和务实协商，努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断为多党合作之初心提供效益保证，从而使得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出效益性。

　　实践逻辑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是深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首先，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确性得到了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等经济成就，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发展，民生不断得到保障和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这些都使得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均离不开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其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世界政治实践具有鲜明的引领性。从全球政治实践尤其是中西方比较来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凭借着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整合以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效益等优势，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缺乏监督或恶性竞争，以及因特殊利益代表而带来的社会撕裂等弊端，从而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始终以代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使命，通过政党协商凝心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脱贫等民生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为世界其他政党如何践行“政党责任”提供了“中国范本”；通过多党合作的“对话协商”精神和经验由本土拓展到世界舞台，从而为强调以对话解决争端、协商化解分歧为行动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最后，以发展眼光来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必须增强政治定力，凝聚价值共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学习、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和群众工作等本领，提升履职能力，将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绝不让政党协商制度沦落为“搞花架子”，从而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本文系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15SKGC-QT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