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云涛教授新近出版的《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证域外物质、精神文明诸要素进入汉地、丰富汉人世界的研究成果。全书依托传世文献和考古新发现所讨论的内容，包含动物、植物、器物、毛皮与纺织品、香料医药与医术、珠宝、艺术乃至佛教的初传和诗赋作品等，展现了汉代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汉代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细细品来，笔者尝试从以下两个层面略作展开。
王朝不断壮大而波及周边
域外具体器物和文化要素之所以能够进入汉地，并影响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据以论述的因缘多归于中外交通和联系的加强。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认识途径，但这种交往之所以发生，可能有更本质的内涵有待澄清，即交流背后体现的是中原王朝自身不断壮大并波及周边地区。圈层结构的解说对此来说较为适宜。
“圈层结构”概念源自张帆教授有关蒙古帝国崛起后其政权内部构造基本特性的解释。在这个政权中最核心的是蒙古宗室及其联姻贵族，周围则由归附的其他势力贵族集团构成，从内向外，关系疏密不等。汉帝国的王朝建构，从政权形态上讲同样由皇族宗室和官僚贵族集团为核心，形成统辖汉地社会自内向外扩延的权力构造，其属下的社会亦形成由中原核心区向周边外围扩展所包裹的内外多重组合的王朝架构。
当这个核心圈不断从中心地带（通常是以关中为统治核心的中原地区）向周边拓展时，它所遭遇的地区并非空荡无物，而是分布着族性不同的人群，于是乎彼此的观念应运而生，交往出现。中原汉人称这些周边势力为“蛮夷戎狄”。最早出现在中原汉籍书写文本（譬如甲骨文）的就是商朝的人方、鬼方这些外族势力；春秋战国时代则有周边甚至内陆的“蛮夷戎狄”。他们出现于文献记载，就是中原诸侯国竞争规模的扩大导致力量掘升而向周边扩展的结果。譬如中山国原居处燕赵之间，随着晋赵等国势力扩展，最后被纳入中原诸侯国范围。
秦始皇统一农耕地带形塑中央集权的王朝，意味着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耕地区并入王朝的开始，周边的“蛮夷戎狄”于是成为中原汉人认识和观念中新生的群体意象。一旦王朝势力超越农耕地域进入周边特别是北方草原地带，便打破了汉人旧有的族群观念，彼此接触与交流的层面遂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看到，所谓中外交流、外来精神物质文明的介入，均以中原王朝的拓展为前提，后世更明显的事例体现在唐朝、元朝和清朝。
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互动
与古典王朝迥异
唐朝是汉人王朝（曾一度）拓进草原建构的内外双重结构的王朝，它虽颇似汉朝，但包裹周边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均超出汉朝，中外交流在唐朝开展幅度的扩大与此相向而行。这是唐朝域外交往多元兴盛的根基。然而仔细考察，这一时期交流的持续则建立在唐朝与周边各政治势力形成的封贡体系基础上，这似乎可以视为“制度性”的保障。汉代这个体系尚在建构之中。元朝内外交流局面的形成，出自草原帝国形态的架构之内，更有贯通东西南北的趋向。人类在早期发展中，农耕定居性王朝的生活方式将彼此各自限制在特定范围内，打破这个传统并推进规模性交往的，就是游牧势力东西南北的移动。元朝的中外交流应当是游牧势力自身流动延续，但其规模则扩展至洲际大陆之间。清朝中外交流格局大体沿承元朝，然而随着政权稳固，中原汉地传统的影响日益增长而趋向封闭。吊诡的是，此时西方势力侵入，外来文明诸要素亦随之而踏入，并对清朝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于是，传统的内外交互流动和影响就被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局面所替代。外来影响在前后主动权迥异情形下的表现，带给中国的观念、意义和价值，亦以不同面貌而呈现。
当下的中外精神与物质文化交相辉映，则是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联系和互动。这一基于主权观念和平等互惠理念的中西内外交往，形成世界一体的架构，其规模、幅度均非往昔所可比拟。隐藏其下的国家政治体自身并非因此而扩张，这与古典王朝迥然有别。就此而言，笔者对汉代中外交流或外来文明要素介入的理解，是中原借助王朝建构的扩展，其势力伸向农耕地区以外领域的内外交应和互动碰撞。《汉代外来文明研究》探讨中外交流的动因，不是如以往简单归结为张骞凿空西域，而是强调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朝进取和东汉时期最终征服匈奴，以及由此造成的汉朝中国在“欧亚互动”中的巨大影响。
全球史观范式
突破王朝国家中心主义窠臼
以定居为生活方式的农耕帝国，其建构的特点是自我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及建基于此的思维意识。主体性是其明显特征。张骞通西域前后引生的汉帝国伸向草原、东北、西域乃至南方腹地的拓展行为，构成外来文化影响和介入汉地话语系统的重要因素。这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学界有关中外交流研究范式的核心精神和基本特征。我们采用“中心主义”话语描述它的同时，也注意到它的封闭性和自我满足感；这种话语与“中心”勾连的同时也避免不了“孤立”、“隔绝”的讯息的映现。也就是说，农耕帝国的自洽使它不必产生对外界的依赖，这种话语中的中外交流或外来文明的介入、影响等，均建立在为我所用的思考模式下，其间交流单向性的特点十分突出。
与此对应的观察视角即全球史观的范式，突破了王朝国家自我为中心的窠臼。将世界作为考察对象，活跃其间的王朝帝国只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互动而非孤立、联动而非隔绝是这个角度观察的特质。笔者阅读过艾兹赫德教授的《唐朝中国：世界历史中的东方崛起》（T’ang China：The Rise of the East in the World Histor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就是一部观察中国历史的作品。艾兹赫德教授将唐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智识文化纳入与印度、伊斯兰、拜占庭和拉丁基督教世界四个政治文明体对照的框架内，做东西向的比较，各自的形象及其特征鲜明呈现。这较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纵向比照更能映衬出它的地位和价值。
欧亚互动模式
强调农耕与草原双向互动
另外一个观察视角流行于西方和日本学界，即欧亚互动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层面：一是草原世界东西向的交往与联系。相似的自然环境和同质的经济生产方式，使东西游牧势力横向移动频繁而便捷。南部农耕王朝则均以特定地区的占有和独享为旨向，彼此交往限于条件阻遏并未达到畅通无阻的程度，丝绸之路便是其重要体现，但这条路从没有以一以贯通的姿态呈现于古典世界。相反，农耕王朝之间的交往通常借助于草原的力量。另一个互动层面则频繁地表现在相邻的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之间，通常依托于各自建构的王朝政权而生发。汉代与匈奴帝国就是典型例证，事实上，导致张骞出使西域而显现的武帝时代汉帝国的主要活动，就是针对匈奴而为。倘若没有汉与匈奴的征战交往，也就谈不上张骞的出使及其展现的中外交流。可以说，农耕与草原双向的互动，构成了秦汉至清朝中期以前与王朝帝国发展史并行的重要内容。
不论是强调彼此互动的全球史观察视角，还是着眼于长城南北农耕与草原的交替影响，其考察的层面和角度，均超越了以往中原为中心观察中外交流的单向性视域，从而扩展了考察的范围和视野；随着扩展而呈现出来的，则是吸收、传入渠道的多元和彼此的包容，即互动和联动成为考察包括汉朝在内中外交流的观察方式，这也明显体现在《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一书中。阅读该书后的一个感觉就是：两汉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王朝建构之后走向发展的道路，除了王朝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军事、思想文化诸多层面采取适当措施稳步协调之外，与域外国家和地区展开物质及精神层面诸要素的沟通、联系、交往、交流，应当是促成其繁盛局面的重要因素。以往学者对此虽多有讨论，但基本限制在“交流”层面，而该书与往昔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观察视域超越单向式格局，而具有了多重维度的转向，就此而言，该书考察视角突破了传统的窠臼。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