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而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应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最终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不仅有利于构建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缩小地区居民之间的文化差距，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有利于加大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保障低收入群体享受公共文化福利，从而有利于提升扶贫效能。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均等的现象，呈现出“双二元制”的静态均等化模式特征。那么，作为一个关键经济变量，当前我国公共文化资源非均衡分布与贫困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化是否存在着必然联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空间依赖性以及非线性特征？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由静态均等化转向动态一体化，为现阶段我国文化扶贫战略的调整提供合理依据。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贫困发生率的相关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也不断加大文化资源的投入，先后启动了三大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致力于通过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此外，自《“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全面部署“文化扶贫”工作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扶贫在各地区已然实现有效融合，不断上升为助推文化扶贫，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减少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具有直接的减贫效应，而且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提高社会人力资本要素，进而增加收入，具有间接的减贫效应。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保障贫困地区居民基本文化权益、确保文化供给的公平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我国贫困人口基数仍较大且分布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区域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分布也并非一致，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两者空间相关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空间上呈非线性均衡分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即现阶段我国的减贫政策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性，表明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周边地区有着紧密联系。这也就造成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公共文化投入强度大，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公共文化投入强度低的现象，特别是随着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化，空间上相近地区彼此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带来的正外部性也越强。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正逐步成为我国减贫的重要手段，但均等化水平总体不高，导致减贫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说明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仍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影响减贫效应提高的因素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明显，但均等化的减贫效应本身的传导机制较为复杂，在不同条件下其减贫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机制和效果转变在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个或者几个关键门槛。总体而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文化投入强度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等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与贫困率直接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区域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支撑基础。当一个区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当年度国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虽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呈现出隐性的累积效应，但效用不大，缺乏显著的弹性系数。而当区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跨越过当年国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时，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减贫作用则呈现加速效应机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越强。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双重特征，出现先递减后递增的规律，这主要是基于“贫困陷阱”的存在。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未跨越“贫困陷阱”时，居民更多是关注自身的生存及医疗保障等方面，自愿放弃公共文化均等化服务的概率就比较大，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减贫效应就比较弱。而当居民的收入跨过“贫困陷阱”时，经济发展水平进入相对发达水平背景下，居民更多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精神追求，文化支出在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能使更多低收入群体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福利，此时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开始呈放大趋势。

　　其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还受到区域公共文化投入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基于文化投入强度跨越式提升的单一门槛特征。一个地区的公共文化投入强度直接决定着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而影响到其减贫效果。公共文化投入强度越大的地区，其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就越明显。当公共文化投入强度低于当年社会文化投入预算时，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降低贫困发生率效用值就会显著下降，反之则会大幅度提升。

　　最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是否明显还取决于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一个区域的居民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文化接受能力以及其是否接受公共文化均等化服务的意愿，进而决定着该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是否显著。因此可以判断出，一个区域居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越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就越明显。

　　提高减贫效应的对策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贫困率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文化投入强度和居民受教育程度三个关键要素的影响，这也就反映出公共文化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并不是直线递增的，而是存在一个或多个门槛，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

　　首先，要求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关注贫困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文化权益，把各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标准、方便快捷的各类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质是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合理化，而导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影响因素很多。但从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主要是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该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是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资源基础条件；二是均等化目标体系及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这是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现的保障机制，而这也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各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之间均等化水平的差异化。因此，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仅要依托当地经济发展实力，更要有长期的政策支撑，保证其文化资源的投入程度。此外，相关政府部门有必要对公共文化辐射力强的部门或省份进行更多投入，以弥补其外溢而造成的损失，从而保证其外部效应得以进一步发挥。

　　其次，各地政府部门应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文化投入强度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措施和策略。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及公共文化投入程度均存在着差异，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并不相同，存在着门槛效应。因此，中央政府在配置文化服务资源时，应兼顾效率和公平，优化公共文化资源的空间布局。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实施重点倾斜政策，以文化促经济，实现跨越“贫困陷阱”的目的。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公共文化投入强度大的地区，则更多应是实施技术政策方面的扶持。因为如果继续增大基础投入则可能导致效率缺失，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具体而言，类似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弹性系数较高，应继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充分发挥其减贫效应；湖南、青海、云南、黑龙江、贵州、河南等省份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应重点提高经济水平，增加居民收入，尽快跨越“贫困陷阱”；福建、海南、山东等省份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提升空间较大，应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重点加大文化服务的投入强度，从而确保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提升到较高水平。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