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名辩逻辑化”的研究构想是运用传统逻辑（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梳理名辩的主要内容，勘定其理论本质，评判其历史地位，这为近现代名辩研究从文本整理走向义理诠释创造了条件。
在先秦哲学中，存在着一个关于名辩的共同话语，亦即通常所说的名辩思潮——倾向各异的各家各派围绕跟“名”有关的一系列论题（如名实、同异、坚白之争等）与“辩”之用途、方法、原则等问题，展开论述，往复辩难。秦汉以降，随着子学没落、六艺经学独尊，名辩逐渐衰微，虽未亡绝，已不复昔日之盛。明朝末年，理学革新，开始出现对于先秦诸子的广泛研究。伴随着诸子学的兴起，清代出现不少对于先秦名辩著作的整理，成为名辩研究在近现代兴起的滥觞。几乎同时，西方逻辑开始传入中国并经历了一个逻辑名辩化的过程，即借助名辩语汇来翻译与诠释逻辑术语和理论，使其带上某种中国本土色彩，以便得到有效的普及和研究。逻辑的名辩化最终并未成功，但直接催生了“名辩逻辑化”的研究构想，即运用传统逻辑（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梳理名辩的主要内容，勘定其理论本质，评判其历史地位，这为近现代名辩研究从文本整理走向义理诠释创造了条件。
近代以来，有识之士意识到需要向西方学习，而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自尊与自信，他们往往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寻找与西学的相契之处，进而将其作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和开启民智的工具。时务的需要与学术的兴趣，或者说，发挥墨学的经世致用之能与寻找中国本土逻辑，直接促成了梁启超对《墨辩》义理的研究，构成了名辩研究在近代中国得以兴起的双重动因。
1900年至1930年代末是近现代名辩研究的起步与开拓阶段。相对于此前仅有名辩之实而无“名辩”之名，本阶段出现了对“名辩”一词的最初使用，引入并辨析了跟先秦名辩的学派与著作相关的一系列术语；相对于此前对名辩著作的不平衡整理，本阶段开始了对名辩著作的深入考辨与全面整理；相对于此前对名辩义理的札记或批注式的零散研究，本阶段开始出现了对于名辩义理的系统诠释。尽管“名辩”一词尚未得到普遍使用，学者们也未使用合适语词来命名先秦围绕“名”与“辩”所涉诸问题而展开的争辩，梁启超、胡适、郭湛波、冯友兰等一批学者创榛辟莽，在事实层面上确认了先秦名辩话语的存在。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自尊，他们把“名辩逻辑化”的研究构想付诸实践，用“辨（辩）学”、“名学”、“形名学”等语词来概括先秦名辩所争所论的理论本质，尝试援引名辩与逻辑的本质同一性来证成中国本土名辩与古印度因明、古希腊逻辑一样，也是“逻辑”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无论是把“名辩逻辑化”确定为首选的研究方法，还是把名辩的理论本质勘定为中国本土逻辑，本阶段的研究均立下筚路蓝缕之功，对于整个近现代名辩研究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1940年代至1960年代是近现代名辩研究的发展与提高阶段。名辩著作整理在数量上虽不及前，但义理层面的研究却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与提高。由伍非百引入的“名辩”一词开始为学术界所普遍使用；郭沫若率先对卷入先秦名辩思潮的思想家进行了逐一研讨，对本阶段的先秦思想史、哲学史和逻辑史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经过伍非百、张岱年对“名辩”含义的追问，尤其是赵纪彬、汪奠基对名辩与逻辑之本质同一性的系统论述，“名辩逻辑化”的研究构想在事实上被确立为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章士钊、杜国庠、沈有鼎等人展开于“名辩逻辑化”框架下的墨辩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之为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初步的证成。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是近现代名辩的复苏与推进阶段，对名辩著作的辨伪、校勘与注释取得了若干新的进展，出现了以《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名辩整理成果。“名辩逻辑”一词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不仅意味着名辩话语的理论本质再一次被明确为逻辑，而且标志着对中国本土逻辑的理论形态的探索，从上一阶段含义不甚明确的“名辩即是逻辑”被最终定格为“名辩逻辑”，即以名辩为具体形态的传统形式逻辑。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化理论为方法，将“名辩逻辑化”的研究范式全面贯彻于历史书写，或者对名辩话语的基本论题、代表人物、主要著作等展开个案研究，或者立足于名辩逻辑的形成与发展来建构中国逻辑史（从先秦到中国近代）的叙述内容，出版了以五卷本《中国逻辑史》、《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中国逻辑史教程》、《中国逻辑史（先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逻辑史著作，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证成了名辩逻辑之为中国本土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
1990年前后，近现代名辩研究开始进入了反思与深化阶段。鉴于此前名辩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名辩本质的勘定诸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批学者先后对“名辩逻辑化”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理论预设方面，“名辩与逻辑的本质同一性”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在研究方法方面，“据西释中”及其相关的牵强比附与过度诠释遭到批评。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名辩与逻辑的关系以及什么才是名辩研究之合理方法的热烈讨论。相异于一些学者继续致力于维护和实践“名辩逻辑化”的研究构想，更多的学者放弃了将名辩等同于逻辑（主要是传统形式逻辑）的立场，通过改进比较研究、引入“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等方法对名辩话语开展了多方面的考察。一些学者更将关注重点从“名辩”之学派义、思潮义转向理论义，尝试对名辩学的体系进行多元重构。至此，本阶段的名辩研究已经无须再执着于援引“名辩与逻辑的本质同一性”来证成中国古代有逻辑一说，而开始通过强调名辩之为逻辑的平等他者、突出名辩的本土特点来追求对于民族传统的认同。
虽然名辩研究进入反思与深化阶段已逾20余年，其实也仅仅是一个开端。如何在全球化趋势加剧、本土意识高涨的背景下深化名辩研究，仍然是摆在名辩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近现代名辩研究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予以总结和反思，必将有助于从方法论上为名辩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支持。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