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Gail Hershatter）是西方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她跋山涉水，深入中国的大城市和小乡村，以史学家独特的洞见，利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创作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中国近代妇女史著作。同时她也见证了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近日，贺萧向记者分享了她25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的成果和感受。

　　意犹未尽的中国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与中国结缘，又是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

　　贺萧：我和中国的故事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我最初对中国感兴趣是在中学时期，我想那一代人都有同样的感受，那时越南战争的爆发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有关亚洲和中国的话题。我读大学的时候，又恰逢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仿佛刹那间到处都能看到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和图片，而且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些报道和图片大多是积极的内容。我也是在那时开始参加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学习班。1975年我第一次前往中国，短短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走访了北京和东北的几座城市，感到意犹未尽，实在很想继续待在中国。回到美国后，我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终于在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后前往天津南开大学学习和研究。

　　在天津的两年，我收获很大。那时恰逢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也能感受到天津活跃的社会气氛。在去天津之前，我对中国的一些历史和政治问题了解不够，后来通过在那里的生活和学习，与中国人交流和融合，我发现很多问题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在南开的两年里，我认识了许多“老三届”的大学生，他们对美国历史、世界历史都很感兴趣。我上课的时候，学生会问我美国人如何看待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学生对中国却没有那么浓的兴趣。或许是因为那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所以美国人不太关心其他国家的历史，因此我决定回到美国后要教学生中国历史和文化，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

　　我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对中国劳工史和女性问题也非常感兴趣。我在天津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旧报纸和资料，骑自行车走访了老工人家庭，后来完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天津工人：1900—1949》。这本书里有一部分专门介绍天津女工。同一时代的美国也因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史作为大学里的学科研究刚刚崭露头角。

　　做最接地气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著作《记忆的性别》广受好评，它以农村妇女的口述史为一手材料，用学术化的语境记录了农村社会转变对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您为什么选择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妇女作为研究对象？有报道说您为这本书准备了15年，在陕西省搜集大量农村老年妇女的口述资料，走访了70余位农村妇女，那些田野调查带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贺萧：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所关注的中国女性，不论是普通的劳工还是妓女，都是城市中的女性，对中国的农村女性，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都完全不了解。于是我联系了一直致力于维护女性权益、推动性别平等的陕西妇联研究人员高小贤，与我一同前往陕西农村地区搜集口述史资料，希望从女性视角出发，探求农村社会转变对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

　　调查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年，我们走访了数个村庄，被访问的对象都是65—75岁的妇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研究这些陕西农村的老年妇女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解放初期的中国妇女史至关重要，因为她们既拥有解放前生活的记忆，又有解放后生活变迁的经历。如果不抓紧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几年后这部分历史很可能会失传。中国年轻的历史学者也应当积极地做“口述史”，特别是那些不会写字的老人，“口述”是他们见证历史的唯一途径，这些口述资料在今后会成为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从书报资料中获取的信息大多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而这些远离北京、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却能把宏观政策融入到每天的生活中，给我最接地气的信息。例如，“大跃进”时期，虽然她们不明白“大跃进”是什么，但认为有食堂吃就是好的，不好的是她们丈夫都去参加运动了，她们既要做家务、带孩子，还要下田耕作。虽然辛苦，但她们依然认为新中国好，起码不用担惊受怕，生活状态比新中国成立前稳定了许多。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她们大多很自豪，认为自己“很能干”；但也会流露出疲惫和委屈，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能吃苦”、“不懂事”，不理解她们的付出。我在书中记录了这些女性对战争年代的回忆、在新旧社会各种不同习俗间的挣扎、在革命中的想法等，通过聆听她们自己讲述的故事，探究中国女性内心最深处的东西。例如，她们在失去丈夫之后，愿意以旧社会“从一而终”的思想获得尊重、提高社会地位，也愿意接受性别平等的思想，让从事劳动的她们同样可以获得尊重。

　　为了让内容更具有表现力，我尽量直接采用她们的语言进行写作。这些女性平时没有倾诉的对象，所以很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遗憾的是，我虽然通晓中文，却不懂方言，还不能完全理解她们所有的意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妇女史的研究常常是跨学科的，您如何看待这种特点？

　　贺萧：妇女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对我只有好处。例如《记忆的性别》就集合了众多学科的知识，接受我们采访的人不是博物馆中没有生命的陈列品，而是鲜活的对象，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大量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我也很高兴能从其他学科中“偷师”不同的分析工具，让我不局限在历史学家的专业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著作《危险的愉悦》已被翻译成中文，该书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将看似普通的“娼妓”问题与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社会改革、民族心理、社会性别构造等各类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创作。

　　贺萧：我在天津做调研时，社会上关于女性角色特别是“铁姑娘”的讨论是热烈而丰富的。我和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同事韩起澜（Emily Honig）大量搜集了《天津日报》、《文汇报》等媒体的文章，看中国人如何讨论女性问题。后来共同完成了《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一书。而我在为之后出版的《天津工人：1900—1949》搜集资料时，发现有数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早期，天津的女性劳工中从事娼妓行业的人数比其他行业的多。但很少有学者关注这个议题，有的学者甚至不太理解，认为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我还是认为既然有大量数据存在，就证明它是中国女性近代史中很重要的部分。而且娼妓这个行业，不太像其他行业有自己的历史记录。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想了很多办法，翻阅以前的报纸时都不放过一些小报的专栏。此外当时政府的规章政策、曾经从事过娼妓行业的人的回忆文章等都是我的资源。《危险的愉悦》很厚，时间跨度从晚清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后来事实表明，这个话题一直都存在，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社会问题。

　　中国妇女史研究：俯身皆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为什么认为近代中国女性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非常重要？

　　贺萧：我一直认为在教学生中国近代史时，不可能避开近代女性史。20世纪的中国女性问题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紧密相连。以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为例，能否提高妇女地位，实际上已经成为衡量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变革是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未来出路时就开始积极思考女性问题。梁启超就曾积极推动女子教育，将“办女学”作为变法图强的标志之一，提出女子自给自足有助于改变国家贫弱的状况。后来一部分精英知识女性前往日本留学，归国后又带回了先进的思想。

　　事实上， 20世纪早期，在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社会理论家们都认为看一个国家是否文明、进步和开化，可以观察这个国家的女性地位。中国很早就认识到了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性，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通过一系列法令保障妇女权利，提高妇女地位。翻开那个时期的报纸、杂志和形形色色的历史资料，你会发现有关女性穿着、婚姻、教育等方面的非常多。时至今日，当我们研究20世纪的中国时，诸如导致王朝覆灭的事件是如何影响妇女的？中国的思想家是如何通过研究妇女地位来阐释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需要？中国妇女对革命有什么贡献等许多问题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的发展要植根于学术史的土壤里。您的著作《中国妇女在漫长的20世纪》就是这样一部学术史著作，有学者称之为“了解20世纪中国女性的指南书”。该书以英语世界中研究20世纪中国大陆妇女的650本著作为基础，分为三个专题——“妇女与婚姻、家庭与性和社会性别差异”、“妇女与劳动”、“妇女与国家的现代性”进行评述。能谈谈这本书的情况吗？

　　贺萧：《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编辑曾问我是否愿意整理一下研究20世纪中国女性的英文作品，让其他学者能透过我的文章，对该领域建立起一个比较清晰和直观的认识。当我开始着手准备材料的时候，发现资源很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搜集到500多本书和文章。另外，西方研究中国女性已经30年，这30年的收获也不是一篇学术文章就能谈清楚的，至少应该是一本书。中国的研究也早已不再局限于汉学和区域研究，女性研究也被大大丰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妇女的研究发展迅速，这个新兴领域也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了灵感和研究方法。

　　在美国、欧洲，研究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成果十分丰富，但对中国女性的了解却很少。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女性，难道就只有武则天和慈禧这样的人物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性别问题吸引了中国该研究领域中最有才华的一批学者，他们的研究在学术观点、解释以及描述性等细节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我试图既向读者展现该研究领域学术积累最深厚的地方，也指出那些碎片化和鲜有学者问津的研究，希望通过《中国妇女在漫长的20世纪》中所引用的650本著作，表明中国妇女史研究是一个具有非凡生产能力的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本土的女性研究？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贺萧：20世纪90年代初，我参加了一个哈佛大学举办的中国女性研究会议，数位中国学者出席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研究领域相同，互相探讨工作、交换想法，非常有趣。从那之后，中国和美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交流就越来越多。中国政府一贯非常重视妇女问题和女性研究。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一批女性研究中心在中国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并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研究机构和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品、中国当代女性农民工生存状态等问题都曾一度成为社会学、文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热点，我也很希望看到有一天妇女史研究能够在中国引起更大关注和共鸣。

　　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人权运动的高涨、女权运动的影响，北美的中国学研究者们逐渐开始注重发掘中国历史中的妇女题材。当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时，可参考的资料文献并不多，大概也就十来本书。我们这一批“先锋”来自不同的学科，年纪也不同，但都经历了中国妇女史研究在美国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每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入了独立和成熟的阶段，90年代中期开始往后则日益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