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对自然和人类总体进行观照的综合性理论产物，是在现代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自1974年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兹·奥波尼首次提出以来，生态女性主义为思考社会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共生关系带来了新的视角，为探索未来社会发展格局和全人类共同福祉提供了重要参照。

　　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结盟

　　女性主义的诞生与蓬勃发展同女性数千年延续而来的不平等地位密不可分。可以说，人类可考的古代史就是一部女性地位和生存空间不断受到贬低和挤压的历史，女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被排斥于历史叙事之外。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提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认为，女性是未完成的男子，在发展的阶梯上处于较低阶段。在古代中国，则形成了男性绝对优越于女性的社会模式。进入现代化进程后，女性逐渐从家庭中解脱出来参与到社会劳动中，与男性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同时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此同时，客观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促使更多妇女在参与社会劳动的过程中开始以女性为主体进行思考。“女性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19 世纪末，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代表人物欧克蕾在《女公民》一文中，用其指代女性为了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女性主义学者也从政治、理论和实践三个层次界定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差异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差异。

　　生态主义产生于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探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自然的认识和开发程度逐步加深。尽管各民族早期哲学都曾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天人合一”等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但在工业文明兴起后最初的百年间，人们仍旧沉迷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控制，自然逐渐成为文明的附属品，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逐渐从以自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环境的破坏催生了生态主义，人逐渐认识到作为生态环境的一环，自然不是人的附庸，在人类文明体量日益增大、控制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仍要悉心探索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尺度。这与女性主义对于两性关系的探索不谋而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生理构造方面，更体现在基于生理构造差异的父权制带来的女性经济社会地位全面落后的现实。在父权制社会下，恰如被人类文明开发、利用和破坏的自然环境，女性不是天生落后，而是经过社会意识的塑造才成为男性之外的“第二性”。由此，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逐渐交叉，形成一个新的学科。

　　生态女性主义内涵的充实与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初次见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兹·奥波尼的著作《女性主义还是毁灭》，她认为造成当今世界人口过剩、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就是父权制思想。在随后的著作《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者转变》中，奥波尼进一步认为人类在当代生活中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从根本上源于父权制统治思维带来的人类对自然的压迫。在奥波尼最初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时，主要指代的是女性受压迫与自然受压迫存在本质性关联，呼吁全球女性在争取平等地位和发展机会的同时，共同关注自然环境的保护。其后，学者们开始从性别差异的社会性进行生态问题分析，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是父权制的剥削，在人类社会应用二元论完成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之后，人类中心主义将这一思维迁移过来，完成了人类社会对自然世界的利用、压迫和主宰。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对父权制下的二元思维模式和近代机械自然观的批判。父权制下的二元思维模式倾向于将事物分为“上位与下位”“本体与他者”，强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因此，出现了男性统治、女性被统治，人类开发使用、自然被开发使用的对立状况。生态女性主义则在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体性的同时，强调男女群体的一体性关系，认为应当打破父权体系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充分发挥女性和自然本身的力量；另外，应当打破二元思维定式，构筑起一个全面具体的思维体系。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让机械成为思考自然的新角度，不同于传统哲学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人们开始将自然的各个部分割裂开来对待，忽略了自然界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机械自然观成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生态女性主义号召人们从“母亲”的角度，将自然看作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有机整体，破除人类文明对自然界单方面的掠夺，让各部分保持整体和谐。

　　第二，对女性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索。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的意象都与孕育生命的隐喻有关，这使二者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密联系。中西神话中创造生命的女娲和盖娅正是这一隐喻的体现，自然孕育生命的大命题在人类群体之中通过女性这一具体概念得到绵延，女性就如同自然母亲在现实社会中的延续。同时，在早期人类社会体系下，由于女性在劳动中的高度参与，以及对种群延续的重要作用，女性曾一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但在进入农耕文明后，男性优势逐步展现，女性社会劳动参与时间为生育所累，逐步流向被支配地位。无独有偶，在人类社会渔猎采集、刀耕火种的初级阶段过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渐渐摆脱了依靠自然的窘境，转而能够开发自然，自然也就逐步流向了被支配地位。女性气质和自然特点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制下建构起来的同一类，女性被构建为性别的客体存在，自然则成为被使用的他者，女性和自然被同一种力量所压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与自然的亲近。

　　第三，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新型伦理关系的研究。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对隐藏在现代科学背后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理性是男性对女性、人对自然进行压迫的根源。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应该用更具女性视角的关怀伦理替代父权制下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关系，让不同群体单元相互融合，构建出平衡、协调的新发展格局。因此，首先需要消解自然和女性的客体特征，承认不同主体的客观联系，建立一种平等互助的伦理关系。在生态层面不以文明的发展挤压自然的发展空间；在关注人类生活福祉的同时建立起对自然生态的整体认识，将人类的发展置于整体之中，形成共荣共生的新型伦理关系。在对两性关系的处理上，则需要在摆脱父权制对女性压迫的同时，防止新时代的两性关系落入二元思维的怪圈，让两性成为互助共生的整体，共同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互协作、传承文明。

　　生态女性主义承袭了女性主义理论传统，批判父权制和二元思维方式，力图提供一个新的代替思路，引领人们完成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叛，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第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逃离与对自然家园的回归。人类哲学经历了从顺应自然到征服自然再到回归自然的螺旋式演进。人类中心主义是科学技术充分发展后人类在父权制思想指引下发起的一场如同男性面对女性的战略总攻，人类将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投射到人类面对自然环境之中，力求让自然成为供人类予取予求的供养者，但这一思维方式经现实世界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恩格斯曾告诫我们，不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经历失败后，人们认识到人类与自然家园的和谐共生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将大众生活对于科学和技术的需求同自然的健康演进协调起来，突破传统中人类通过对自然的侵占实现发展的思维方式，找到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新的平衡点。

　　第二，对女性视角的关怀伦理的多元化拓展。女性视角的关怀伦理是一种传承于自然的母性思维，以平和的交流为主要形式。父权制体系建立于两性乃至阶级之间的绝对压迫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则重新将关怀伦理引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处之中。在面对不同群体、不同个体间关系时，女性视角的关怀伦理能够将思维从冲突和对抗中解脱出来，通过对自然或母亲这一共同来源的深入思考寻找共同点，以实现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的有效沟通，避免简单粗暴的掠夺和冲突及其带来的伤害。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