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并非仅仅是儒佛竞争下的产物，而主要是儒家回向“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理学有“以生意论仁”的形上学传统，其意义是从宇宙的层面对人作出定位，平民化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直接面对宇宙秩序，在宇宙秩序的层面安顿生命、重建美好的公共社会。这表明理学心性之学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原理，一种充分适应平民化时代社会政治条件的新原理。以此视野重探宋明理学，不难发现理学的意义机制表现在：以心性之学的方式重释三代礼乐。这种诠释机制的特质是将心性形上学与社会政治建制作出一体化处理，个体生命的修养成为激活礼乐制度并转化世界的动力之源；同时也产生了形上学目标与社会政治建构之间的张力问题。王阳明心学及其对理想政治的设计，充分展现了这种诠释机制的特质及其内在张力。
王阳明《拔本塞源论》称：“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这段话围绕万物一体论展开，其中的核心文字是“昆弟赤子之亲”，指涉人类拥有的不掺杂任何私欲的一种纯粹情感。“心体之同然”与“三代之教、学”表明，这种纯粹情感是人类生命中最真实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美好的公共秩序之基石。通过与朱子学的比较，能够进一步彰显其思想意义。儒家“三代之治”并非对于“三代”历史时期政教状况的事实性描述，而是对于理想社会其组织原理的价值寄托。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与朱子《大学章句序》两文均属于宋明理学对于“三代之治”的思考，都是对于理学形上学之社会原理的诠释，但是两者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朱子学强调以“人所公共”的理则把差异化的个体统合起来，其思路是以客观公共的理为标准矫正人心意识的发动，最终达到消除人欲之私、建构美好共同体的目标。而阳明所说的“性分之所固有”指向个体内在的良知，是“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心体之同然”。（《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显然，阳明此处决非在捍卫抑制个体性的外在客观标准，而是强调不受任何外在规则束缚的个体情感本真状态；其论说的重心是要以活泼泼的个体情感状态直接契入万物一体的存在秩序。换言之，阳明的意图是在每一个体最真实的情感当中，找到公共性的生成结构。这种形上学思路及其架构，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阳明心学源于对社会政治秩序问题的最深层回应。阳明心学盛行于16、17世纪的中晚明时代。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指出，16世纪是世界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和人员的流动迅速活跃化，旧的体制趋于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包括在经济、政治、宗教、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她认为，直到如今，世界范围内都还在面对肇始于16世纪的问题——如何重建个体与社会的新秩序。此即“后十六世纪问题”（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具体而言，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采取独尊朱子学、建立乡村里甲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重建社会秩序；晚明士人盛赞其效果为“再造函夏，荡数百年之腥风”。而自嘉靖、隆庆年间以来，发达的商品经济对明初塑造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礼教风俗颓败、里甲制度解体；时人甚至使用“伦教荡然，纲常已矣”（范濂《云间据目抄》）来描述。换言之，在阳明学兴起的中晚明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旧的秩序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形成的时代，民众以个体的形式被抛入急剧变化的流动社会之中（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由此形成的社会危机感与阳明学风行天下时民众自发的热情其实是完全一体的。这种“个体”的生成，意味着以往的社会伦理建立方式已经失效了。阳明良知学正是建立在对这种“个体”反复拷问的基础上。阳明追问的根本问题是：当剥离所有外在的附加物之后，个体生命中无法再分离的内容能否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这是对于时代政教难题的根本性解决思路。
其次，阳明心学基于“生意论”形上学，将人类最真实、最纯粹的情感，扩展为最富有关联功能的根源存在，亦即最有创造性的存在。对于上述根本问题，阳明找到的肯定答案是“昆弟赤子之亲”。每一个体都是依赖血缘亲情关联来到这个世界的，并以之作为在世界上的最初立足点。这是个体生命的源头，是把所有外在附加物剥离之后依旧拥有的“不假外求”之物。阳明对良知的界定是“真诚恻怛”之心，强调其真挚纯粹的含义。致良知便是以此为基础，由事亲、从兄、事君乃至施之于天地万物，层层扩充出去，一个公共社会的秩序亦得以建立。由此可见，阳明并没有局限于血缘亲情，他的本意是强调真实纯粹的情感关联，血缘亲情只是其中典型之一。这种包括血缘亲情在内的真实情感，是每一个体打开自我，与他人一起建立美好社会秩序的通道。这涉及“情”在阳明学中具有的独特内涵与功能。宋明理学的“情”和“理”概念讨论的是人在与世界打交道过程中的精神结构问题。换言之，情和理是人与外界打交道的产物，反映了人对世界存在结构的把握。在把握世界变化节奏的问题上，“理”比“情”慢了几拍：前者（如“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需要理性的反省方能掌握；后者（如喜怒哀乐）则是人物交涉场域中的直接、当下之产物，随感随应。正是这种差异，导致“理”在社会急剧变化时难免与现实乖离，成为僵化的教条。而“情”相对于“理”而言更具有直接和灵动的特质。“情”能够敏锐地感知世界变化，在于它是以一种不借助中介的方式与万物关联。阳明心学的万物一体论，就是基于情感的一体关联。阳明把这种关联称为感应之几，由此论述天地、鬼神、万物与我同体，“我的灵明”（良知）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下》）感应之几，是在“情”作为反映世界真实结构及万物关联的枢纽意义上所说。良知灵明则是指基于情感的关联，事物之秩序得到养护和客观展现。这种凸显“我”的论述方式，其实是从天之观点观物，其目标在于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理解事物。阳明万物一体论的内涵是：不同的事物如同我身体的一部分，以各各自在的方式开展出多样性，同时又能够以“同心一德”的方式共在。换言之，基于心学形上学的结构作用，纯粹情感不再是局限于一隅的个体情意，而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内涵，成为天地自然秩序展现自身的真几，亦即天地之心。由此观之，纯粹情感起到了契入“万物一体”秩序的枢纽作用，即祛除虚假造作的遮蔽，恢复人与事物的本然联系，令事物的秩序得以展现。而事物客观秩序是以万物一体秩序中“情”的自知与自主判断方式呈现的，这是天地之心（情理一体的良知）的客观判断。总之，阳明以一种看似极端强调主观情感的方式，表述了恢复客观世界理想秩序的目标；其创造性体现在激发万物恰到好处的秩序与高效运作，实现对世界的转化与改造。
综上，阳明接续宋代以来的“以生意论仁”的形上学思路，进一步探讨“个体”时代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这么说，中晚明时代旧秩序崩溃后产生的“个体”之焦虑不安有多强烈，阳明心学就有多受欢迎。将阳明学与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是全面理解阳明学派思想的根本途径。而中晚明近150年的政治实践，也将阳明心学的内在张力充分暴露出来。晚明阳明学宗师刘宗周指出阳明后学的流弊在于情识而肆、玄虚而荡。这些流弊其实是人类情感常见的问题，因为人心当下呈现的不一定是良知，也可能是人欲或玄虚的幻象。阳明心学形上学充分发挥了“情”与万物关联的热情与创造性，但并没有发展出克服“情”之流弊的思想机制。探寻这种困境的根源及解决途径，正是包括黄宗羲在内的阳明学派思想家们的使命。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