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皇帝每天都要召见官员，以此来处理政务、获取信息。这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军机大臣觐见，辅助皇帝处理奏折；（二）某衙门尚书、侍郎在值日当天等候召见；（三）京官、外省官员获得新任命后，上奏谢恩，请求皇帝召见；（四）外省布政使、副都统等官员任职期满后，赴京觐见皇帝；（五）官员丁忧期满或病愈后，请求觐见皇帝；（六）皇帝因军务、河工等重要事宜召见官员；（七）官员受到保举后获得皇帝召见；（八）皇帝南巡时召见沿途官员。其中，皇帝召见新任官员非常重要。自康熙朝后期开始，奏折大兴，原有的早朝——御门听政次数日益减少。在雍正、乾隆朝，逐渐形成了每天京中各部院堂官（包括管部大学士、尚书、侍郎等）轮值奏事、军机处见起的早朝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处理奏折，并成为清代高层政务运作的主要内容。皇帝还会在早朝中单独召见新任的京官、外省官员进行谈话，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末。
召见新任官员的具体流程
在收到清廷发布的最新任命通知后，官员会上奏谢恩，并请求皇帝予以召见。对于外省官员而言，程序颇为烦琐，尤其是知府、副将等文武官员并没有上奏权，他们会请本省总督、巡抚代为上奏，获得皇帝批准后，方可启程赴京。这种例行程序有时候会被打断，例如官员生病、事务繁多抽不开身时，他们只能延期陛见，皇帝往往也会恩准。外省官员到达京师后，如果是按察使以上的文官、副都统和总兵以上的武官，还需要向奏事处呈递写有官衔和姓名的“膳牌”。相对而言，京官轻松很多，一旦知道官职变动，他们就将谢恩折和膳牌递交给奏事处，准备在第二日接受皇帝召见。清朝皇帝以勤政著称，起床后批阅奏折，早膳结束后就开始召见臣子。乾隆帝卯正（6：00）开始召见，道光帝在寅正三刻（4：45），咸丰帝常在辰刻（7：00），光绪帝亲政以后，召见时间是在寅正（4：00）。所以，当日值班的部院尚书、侍郎，以及获得召见的新任京官、外省官员必须做好早起的准备。皇帝召见官员的地点主要有乾清宫、养心殿、西苑勤政殿、圆明园、颐和园等处，预备召见的官员需要在皇帝召见前赶到相应位置。
皇帝会在早膳时留下想召见官员的膳牌，然后由内侍叫起。太监带领新任官员进殿后，就立即退出。此时，殿内只剩下君臣二人，这称为“独对”。而在皇帝向大臣询问各种事宜时，臣子必须全程跪着奏事。为了防止君臣对话信息泄露，清朝管理非常严格。嘉庆八年（1803），嘉庆帝在清漪园玉澜堂召见官员时，有太监从门前走过，不但该太监被重责三十大板，总管太监吴天成等人也受到责罚。君臣对话结束后，皇帝有时还会在第二天再次召见，臣子要做好准备。咸丰六年（1856），张集馨补授甘肃布政使，来京后就五次获得召见。咸丰七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初二日，新任四川总督王庆云接受了八次召见。召见与否，完全由皇帝决定。若臣子自行奏请回任，很容易招致皇帝不满。乾隆四十三年（1778），湖南镇筸镇总兵杨大业在奏对结束后，奏请立即回任。乾隆帝非常生气，遂以失职为由，将他革职留任。只有皇帝全部召见结束后，外省官员才能离京。到任后，一般还需要再次上奏谢恩，并陈述沿途农田收成情况。
晚清时期，垂帘听政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在同治帝、光绪帝亲政以前，两宫太后参与召见大臣。其中，慈禧在召见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慈安则很少发言。戊戌政变后，光绪帝失去实权。在他召见官员时，慈禧也会在场。因而，光绪帝只能问一些无关紧要之事，大部分时间则由慈禧对大臣训话。
皇帝的考察、施恩与获取信息
皇帝召见新任官员，首要作用是对他们进行考察，检测其知识储备和行政能力是否能够胜任新职，并给出一些施政指示。由于京官一般在各部院之间迁转，皇帝询问的问题会围绕着他之前任职、即将任职的衙门展开。光绪二年（1876），刑部右侍郎翁同龢被清廷任命为户部右侍郎。翁同龢在接受召见时，首先回答他在刑部的办事情况，然后又阐述他对户部事务的了解。外省官员通常会被调到另一省任职，君臣之间的对话则与这两省相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补授贵州布政使。道光帝在初次召见时，询问四川的治安情形。两日后，第三次召见时，道光帝就贵州钱粮、如何处理与本省巡抚的关系等议题对他进行训示。召对结束后，皇帝如果认为该官员平庸无能，难以胜任这个职位，就重新进行调整；对于一些年老体衰的官员，甚至会让他们休致回乡。道光元年，新任湖北巡抚杨懋恬多次受到召见，道光帝认为他“尚属平妥，察其才具，似不胜封疆重任”。由于缺人更换，道光帝勉强允许他就任，同时要求湖广总督陈若霖对他进行监督，随时上奏汇报情况。在收到陈若霖的多件奏折后，道光帝才对杨懋恬放心。一些在奏对中表现出众的官员，则会得到御制诗、荷包等奖赏。
乾隆帝认为召见官员是为了回报“臣子依恋之忱”，对他们进行笼络，从而巩固君臣关系。一般来说，皇帝会询问官员的家庭生活，体现对臣下的关怀。咸丰元年，詹事府詹事王庆云在奏对时被问及家事，他感慨道“以室家妻子之微，上烦清问，臣何人斯，可胜厚幸”。对于臣子遭受的委屈，皇帝也会主动表示安慰，大臣对此无不感恩戴德。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皇帝会通过召见新任官员来拓宽自己的信息渠道。君臣对话的内容多种多样，包括各地的吏治民情、人丁钱粮、水利水患等。张集馨在咸丰六年和九年接受召见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要求他报告在直隶和江苏领兵大臣的情况，如胜保、僧格林沁等人的人品与谋略等。晚清时期，中国与外国交往越来越多，皇帝还从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口中了解对外交往的演进、国际形势的变化。
新任官员对官职的取舍
对于臣子尤其是远离京师的外省官员而言，受到皇帝的单独召见是十分难得的荣宠。大部分官员会尽力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皇帝，包括衣着整洁、谨慎奏对等，避免出现过失，以致影响仕途。雍正元年（1723），杨天纵升任云南临元镇总兵，受到雍正帝召见。他老当益壮、气度不凡，又在奏对时侃侃而谈，从而受到奖赏。
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对新职感到满意，但他们不会直接上奏拒绝，而是会想方设法在奏对中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些官员通常会以母亲年迈、携眷赴任不方便为由，向皇帝委婉陈情。清朝重视孝道，如果情况属实，皇帝一般会重新进行人事调整。雍正元年，蓝翎侍卫李景泰补授云南大理提标右营中军守备。他在接受召见时，表示“奴才母亲七十六岁，云南万里长途，惟恐不能去”，获得了雍正帝的恩准，随即调补山东胶州营中军守备。
召见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召见新任官员制度在运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并且伴随着世事变迁，这些不足越来越严重。
首先，召见新任官员的效果与皇帝本人能力的联系非常紧密。不同皇帝的能力有高低之别，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精明强干，道光帝与咸丰帝明显不如。道光帝喜欢卖弄，并且对于清朝发展过程中的积弊缺乏改革的勇气，只会小修小补。在此基础上，清朝官员依据道光帝发出的训令来处理事务，就难以妥善地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咸丰帝年纪太轻，严重缺乏本朝掌故知识和经世学问，召见臣子时，往往询问一些很琐碎的问题。此时，臣子还需要全程跪着奏事，心中难免会产生怨气。道咸年间，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从召见新任官员的过程就可窥见清政府难以应对复杂的时局。
其次，清末部院用人的专业化趋势导致召见新任官员的作用大减。京官可以在不同部院之间迁转，然而在晚清时期，为了应对专门事务，需要他们在本系统内依序升迁，积累丰富的经验。清末新政期间，丞与参议制度的设立为外务部、农工商部等部院用人的专业化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部院的官员可以从员外郎、郎中升任参议、丞，甚至成为尚书、侍郎等主管官员。在此情况下，君臣对话显得并无实际意义。从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邹嘉来升任外务部左参议，随后补授外务部左丞，接着又署理外务部右侍郎。邹嘉来三次升职都在同一衙门内，因此慈禧的三次问话极为相似，都是询问他在外务部的办公情况以及家乡江苏的收成，而他的屡次回答也并无差异。
最后，召见制度在晚清时期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内政变化剧烈、外国侵略频繁，在咸丰帝北逃承德、光绪帝遭受慈禧软禁、慈禧与光绪帝西逃陕西的情况下，皇帝也难以顺利地召见新任官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