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亚当：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

　　《旧约·创世纪》中的“出伊甸园”神话，也包含了脆弱性的主题。亚当违反上帝禁令，偷食禁果，被赶出伊甸园，意味着一种原始意义上的“好生活”被摧毁了。在这个事件中，亚当的脆弱性体现在经不住蛇的诱惑。但值得注意的是，亚当的脆弱完全区别于伊甸园里植物的脆弱，因为上帝的禁令、责怪和惩罚都只针对亚当。这个环节打开了亚里士多德框架所没有的维度，即内在的自由。亚当无疑是脆弱的，但他毕竟有内在自由，所以不再能够将自身“善”的失去完全归因于外部条件，必须承担罪与罚。蛇的诱惑毁了亚当的清白，上帝的惩罚毁了亚当的永生，但这两者并不能完全摧毁亚当的内在自由。最为关键的是，罪与罚都不仅仅是从外部降临在亚当身上的事件。罪是亚当犯下的罪，罚是亚当承受的罚，它们都经由亚当的内在自由中介而成。可以说，上帝将亚当赶出伊甸园，恰恰体现了对其内在性的承认和尊重。

　　基督教对人的看法总体上是悲观的，这从其传统的“原罪论”可见一斑。根据“原罪论”，人的脆弱性不但表现在经不住诱惑，更表现在他无法靠自己得救，而必须仰赖“另一个世界”的外在因素“上帝”。除此之外，他还要仰赖“这个世界”的外在因素“教会”。由教会代表的外在权威去规定“好生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标志着基督教依然是一种前现代的宗教。不过，从基督教角度理解的人的脆弱性，对比植物的脆弱性，存在不同之处：第一，使人获得特殊地位的内在自由，在犯罪这一环节中被预设，这使亚当的脆弱显得是一种恶，而不是单纯的不幸。第二，基督徒认为自己所依赖的“外在因素”带有某种可靠的必然性，有“理”可循，并非盲目流变的自然。这两点不同，埋着现代性的种子。当人拒绝迷信外在权威，拒绝非理性的神话故事，只承认自己内在的、理性的必然性，他就进入了现代。

　　以道德理性克服脆弱：康德的现代性方案

　　在康德伦理学的语境中，判断一个人是否过着善的生活，有两个必须区分的领域：（1）自然善（幸福）；（2）道德善。他认为，由于幸福原则是他律原则，最为依赖外在因素，并且受到运气影响，所以人的“幸福生活”是最为脆弱的。在这个方面，康德与纳斯鲍姆并无分歧。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道德善的问题。康德认为，与幸福原则不同，道德法则是理性完全从自身出发给出的，是一种“自律”。所以，人的“道德生活”具有不依赖于外在因素的特点，不会被任何处境摧毁。在道德领域，人作为理性存在者能够克服脆弱。由于康德强调理性的力量对脆弱性的克服，所以他对人的尊重多于悲悯。

　　康德把幸福理解为感性欲望偏好获得满足。这种满足之所以脆弱，主要是因为在无尽的现象世界面前，幸福与带来幸福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难以捉摸，缺乏必然性。首先，幸福依赖于外在对象，在他律的法则下，总是被不受人控制的东西所决定。人固然可以凭着理性的认识、推理功能去追求带来幸福的经验对象，但是无法保证一定会追求成功，也不能保证成功以后不会再次失去。其次，幸福还取决于人的欲望偏好，而欲望偏好是非理性的，充满变数。总之，虽然幸福是作为感性存在者的人的必然追求，但由于内外两方面的不可控因素，追求的结果如何往往只能听天由命。

　　与幸福原则受制于经验的现象世界不同，道德法则是理性在先验层面的自我立法。所以，做一个道德的人不依赖于任何外部因素。理性的这种自我规定的力量，体现在自我设立目的——为了道德而道德。此种力量区别于理性的认识和推理功能，后者的运用仅仅是工具性的。于是，在道德层面，借助于理性的力量，人可以克服脆弱性。换句话说，不论在什么处境下，人都能够做一个道德上的好人。比如，康德曾举例，法拉利斯让一个人选择，要么在铜牛的肚子里极其痛苦地被火烤死，要么去作伪证。按照一般看法，碰上如此极端的处境，屈服（失败）才是“常人”之“常情”，才是合“常理”的，我们不应该责怪屈服者，而应该感叹他运气不佳。然而，康德却认为，在这种看似必然的失败中，理性仍然可以拒绝任何借口。道德法则中包含着冷酷的、不可动摇的绝对性，不论在什么处境都保持着它的力量，并以此为人的道德行为提供支撑。

　　康德并不会否认，我们的品格可以被看成是环境影响下的产物，或者说运气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在道德层面，所有外物对我们的影响，都必须经过一种先天的同意（采纳）。我们受到的影响，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身上，而是经过我们意识的首肯之后才能够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社会条件，只要其对人发挥影响，都伴随着人的主动接受。而人本来是能够拒绝这种影响的，因为理性的力量就是自我规定。也正是由于理性能够自我规定，人才具有尊严。总的来说，康德承认人的有限性，所以不会否认人的脆弱性。但同时，他也认为理性尤其是道德理性能够克服脆弱性。

　　脆弱性的终结与回归：反思技术理性

　　康德在道德领域找到了一条超越之路，并以此奠定了现代人面对脆弱性的基本姿态，一种理性的姿态。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中膨胀起来的却并非理性的道德维度，而是工具维度。这种理性，我们又称为技术理性。一方面，技术终结了前现代的那种脆弱性；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新的脆弱性。这种新的脆弱性不但让人失去了尊严，而且由于包含了人的自我堕落，所以它甚至也配不上悲悯。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以何种态度去面对这种脆弱性。

　　技术理性在征服自然方面的高歌猛进有目共睹。如今，人们信任科学技术犹如古人信任宗教，臣服于科学家的权威犹如古人臣服于神职人员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属于前现代的脆弱性确实被理性“终结”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技术理性并不能像康德意义上的道德理性那样自我规定目的或者说“自律”，所以它背后的必然性只是经验知识层面的。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理性在知识层面的运用总归有其限度。同理，技术理性对自然的征服也有其限度，具体表现在自然总是会提出新的挑战。

　　技术理性对自然取得一场场胜利的同时，也几乎战胜了人自己——由技术理性建造出来的外部世界反过来凌驾于人，使人从属于它，沦为它的工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这样的世界为“理性的铁笼”。纳斯鲍姆对脆弱性的论述所包含的那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在技术理性统治之下的社会是完全缺失的。因为所有的“善”都被“理性”的规定安排妥当，人一旦承认并接受其中的必然性，就只能配合式地参与，既不需要特别地“维护”（因为那是多余的），更不可能有批判性的介入（因为那是非理性的、疯狂的）。结果就是，技术理性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人生活于其中，但他却失去了批判的维度，被边缘化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这一困局表明，技术理性并没有使人达成现代性的理想。人在“理性铁笼”中的身不由己，标志着脆弱性的再次回归。不过，新的脆弱性不再是由外部强加，而是人自己施加于自己的结果。

　　正如批判理论的经典著作《启蒙辩证法》指出的那样，原本要祛除神话的理性启蒙，在历史的真实展开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堕落成新的神话。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理性终结了属于前现代的那种脆弱性，却使人陷入一种极具现代性特征的新的脆弱性。所谓前现代的脆弱性，指人在无常的大自然力量面前表现出的脆弱性。而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脆弱性，是指人在技术理性创造的必然性力量面前表现出的脆弱性。从后果上来说，这种新的脆弱性所对应的风险是古代没有的。在古代，如果时运不济，发生瘟疫或者战争，也只能影响到一部分人。而如今，技术理性高度膨胀后，人类越来越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面对这种新的脆弱性，我们或者采取前现代的宗教态度，默默祈祷神灵保佑，不让毁灭人类文明的全球灾难（核战争等）发生；或者按照一种现代性的态度，设法恢复康德在道德理性中所发现的那种超越性力量，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克服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