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适应环境、改善生活条件、把握自身命运的渐进过程中,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随着生命医学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技术等一系列新兴科技的产生和发展,人们利用这些科技成果直接操纵、改造甚至增强人类的种种设想逐渐成为现实。技术不仅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还成为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手段,进而演化为一种独特的思维与行动模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便对这种“技术理性”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展开批判。本文拟从“人类脆弱性”这一尚未被严肃对待的理论视角出发,进一步扩展对技术理性的反思维度。
从词源上看,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容易受到伤害、影响或攻击”。这一概念表达了人类普遍脆弱和相互依赖的生存状态:每个人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都或多或少会处于某种脆弱或相对脆弱的状态,容易遭受各种形式的伤害或影响。人类脆弱性指的便是人类具有的这种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基本属性。脆弱性概念在主流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史上基本处于一种被忽视或否定的地位,鲜有理论家认真对待人类脆弱性这一经验事实,并以此作为理论反思的切入点与立足点。然而,随着脆弱性与自主、尊严、完整性共同成为欧洲生命伦理与生命法规的四项基本原则,人类脆弱性逐渐成为反思生命医学技术的重要理论视角。
在日常语境和理论反思中,脆弱性概念经常与诸如伤害、需求、依赖、关怀以及剥削等概念混杂在一起,这也说明在相关议题讨论中澄清脆弱性概念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首先从个体和主体间两个层面来理解脆弱性概念。从个体来看,人类终究是一种肉身性的存在,可以被侵入、容易遭受伤害和痛苦。法恩曼(Fineman)据此将人类脆弱性视为人性的本体论条件:脆弱性是一种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持久的人类境况。与此同时,脆弱性概念也有其基本的社会性和关系性特征。主体间的权力、能力、需求或依赖程度的不平等,会使社会交往中的某些主体更容易受到他人的伤害或剥削,这表达出人类脆弱性的特殊层面。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人类脆弱性的理解,罗杰斯(Rogers)又将脆弱性分为内在的脆弱性、情境的脆弱性以及诱发的(pathogenic)脆弱性三种类型加以讨论。内在的脆弱性是基于人类的普遍生存条件而产生的一种固有的、必然的脆弱性。内在的脆弱性与我们的肉身性存在紧密相连,来源于我们的需求与对他人的依赖。情境的脆弱性是与外界因素更为相关的脆弱性,它可能是由个人、社会、政治、经济或环境状况引起或加剧的;情境的脆弱性往往意指特定脆弱者或脆弱群体的脆弱状态或潜藏的更大风险。诱发的脆弱性可能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指因人为干预而加深了原有的脆弱性或形成新的脆弱性,其关键特征是破坏了自主性,或加剧了由脆弱性所产生的无力感。上述对三种脆弱性类型的讨论,除了保留脆弱性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普遍性特征外,还通过对情境的与诱发的两种脆弱性类型的区分,更为深入地阐述了引发脆弱性的种种外界因素,使人类脆弱性的特殊层面更为清晰。
脆弱性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脆弱性是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无法逃避、持续相伴的生存状态;从特殊性的角度来看,种种外界因素会引发或加剧脆弱性,甚至导致某些群体处于更加脆弱的境地。作为人类生命历程中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脆弱性需要被正视和认真对待。人类脆弱性概念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诉求,涉及义务、正义、关怀、自主、尊严等社会实践与伦理价值层面的争论,它们为技术理性的反思扩展了新的维度与落脚点:将作为人类自然本性基本事实的脆弱性视为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边界。
技术理性的思维模式与行动模式在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又给社会发展带来了种种新的问题与挑战。技术仿佛构成了世界的理性,决定了万事万物的本质。由此,技术理性的问题引起了现代西方思想家们的广泛讨论。大多数讨论者将技术理性看作与价值理性相对立的概念。韦伯把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追求工具性的效率与实际的效用,强调对自然、社会以及自我的普遍控制;而价值理性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伦理价值维度,是人类生存的内在精神与目的所在,并指向存在的意义与终极价值。马尔库塞继承了韦伯对理性的划分方式,进而正式提出“技术理性”这一概念。马尔库塞主要从异化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现代科学技术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催生了将世界万物理解为工具和手段的技术理性思维。技术理性破坏了诸种价值观念体系,造就了被量化的、符号化的“单向度的人”。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统治体制,使人们被束缚在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之中,逐渐丧失自身批判性与超越性的维度。
上述这种立足于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技术理性批判,构成了反思现代技术理性的主要视角。然而,这种技术理性批判的误区在于:将技术理性片面地等同于工具理性,认为技术理性的高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衰败,进而导致忽视技术理性所带来的积极因素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这便成为另一种“单向度”的僵化视角。同时,现代科学技术所能干预的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上述宏观层面。以科学技术手段来增强人类的生理功能、认知能力、情感调控能力乃至道德能力的人类增强计划已经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因此,亟须超越这种既有的技术理性批判范式,着眼于“人类脆弱性”这一普遍的生存状态,实现对技术理性的多维度反思。
现代技术已不再仅仅具有单纯的工具性意味,而是已经成为现代人“日用而不自知”的生产、生活与实践方式。面对现代科技与技术理性思维对人类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态势,需要超越原有的技术理性批判模式而实现对技术理性的辩证反思。技术理性的反思维度要求我们不能将技术在某些领域的表现当成技术理性的全部,而是要尝试寻找恰当的理论视角,强化技术理性所要承载的价值诉求。以生命医学技术为代表,现代技术已逐渐应用于人类的身体、认知、情感等诸多方面,人类脆弱性视角正是对技术理性思维作用于人类主体的反思与讨论。人类是普遍脆弱的,无论是技术的创造者还是技术的接受者都并非完全理性的与自主的存在者,都有可能行动不当,也都容易受到伤害。人类脆弱性视角要求我们抛弃对技术发展的盲目乐观态度,需要通过审慎思考构建法规与制度来规范技术的发展方向、保护技术活动中的弱势群体。技术活动造成脆弱性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我们需要引入脆弱性的特殊层面来解释生命医学技术活动中的人类脆弱性与健康、自主、尊严等概念之间的关联,以便更加可靠地识别并关怀这一活动中的弱势群体,彰显技术理性所应当蕴含的价值诉求。
对技术理性的反思可以有多重维度。技术理性批判指向的是非反思性的、工具化的技术理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使生活世界变成了机械化、标准化的图景,片面地滋生出追求效率最佳与后果最优的竞争机制与淘汰机制,因此缺乏了同情与关怀的价值诉求。技术理性批判所指出的困境与其自身陷入的误区都为基于人类脆弱性的技术理性反思指出了方向,要求我们以更为整全性的视角去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挑战。在人类脆弱性的视角下,对技术理性的反思要立足于以下两个基本点:第一,承认人类的普遍脆弱性,避免抽象的人性设定;第二,通过技术手段,增强对脆弱原因的分析、脆弱群体的识别以及脆弱状态的克服,实现技术的向善维度,促进人类尊严与福祉的实现。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