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其文化与技术进步对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脉传统延续至今。中国与希腊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遗产以及世代延续的文化习俗，这些文化习俗对社会传承的延续起到了积极作用。2000多年前,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文明之光就在亚欧大陆上交相辉映，但溯往追今，古希腊对古代中国的认知，却经历了一个从认识模糊到逐渐了解的过程。

 

 

　　对中国的了解曾非常模糊

　　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由于相距遥远，无法直接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和希腊间的交流是靠中国农耕文化首先与草原游牧文化进行接触，然后又通过草原游牧文化继续向西传递实现的，其主要物质媒介就是中国的丝绸。

 

　　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古希腊人可能就已经听说过印度的传说和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但由于古希腊人与中国没有直接接触，其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商人、士兵和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总体来说，古希腊人当时对印度的了解程度要高于中国，这主要是由于印度河西北部的河谷在约公元前515年被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国王所吞并。此后不久，大流士就委派一位希腊官员西拉科斯到希腊最东边的区域执行探险和勘察任务。西拉科斯沿着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巡航了印度河，但他像许许多多的古希腊人一样，一直搞不清楚自己的方位。公元前326年至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古希腊人有了了解亚洲的机会。印度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象牙和香料贸易正是开始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时期，他去世后，印度与埃及和希腊的贸易也得以继续开展。

 

　　对中国的称呼与丝绸有关

　　希腊被罗马帝国纳入其版图范围后，公元1世纪，中国被以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称为“秦奈”（Sinae）和“赛利卡”（Serica）。“秦奈”是通过海路与中国发生贸易的国家对中国的称呼，这些国家将中国视为海路的末端。“赛利卡”是通过陆路与中国发生贸易的国家对中国的称呼，这些国家将中国北部视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末端。譬如，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拉丁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米拉和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都将古代中国称为“赛利卡”。

 

　　古希腊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对中国的认识总体是模糊的，既缺乏地理方面的了解，也没有深入的文化交流，其对中国的认知基本停留在物质交换层面，就连这种物质交换上的联系也主要是以波斯人和印度人为中介发生的，并非直接存在于中国人和古希腊人之间。来自东方的丝绸等精美物品只是让地中海沿岸国家确信地球上存在着富有的东方人，并将中国视为丝绸之乡，将印度视为香料产地。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代表作《历史》中记载过中国的大体方位。在《历史》第四卷中，希罗多德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旅行家亚里斯特亚士的长诗《独目篇》中的一段记载：“住在‘北风以外’有一个名叫希伯尔波利安的民族，其居地‘延伸至海’。”据记载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学者克泰夏斯是最早用“赛里斯”（Seres，意为“丝之国”）来称呼中国的，他在书中提道：“赛里斯人（即中国人）及北印度人，相传身材高大，达十三骨尺。寿逾二百岁。”这种说法虽为无稽之谈，但首次使用了“赛里斯”的名称，显然希腊人是用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丝绸来代指古代中国的。关于中国丝绸和丝的传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接近真实。到公元2世纪中叶，希腊地理学家拉撒尼亚斯在其《希腊志》中指出，赛里斯人用来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被称为“塞儿”的昆虫所产。自此，希腊人终于不再把丝看作是“树上的羊毛”。

 

　　在公元6世纪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制造丝帛的国家。从商代开始，中国的丝织品已经销往海外，丝绸是当时一货难求的奢侈品。中国丝绸成为中原地区与西域各族的重要等价交换物，并通过这些游牧民族传向欧洲。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古罗马的文献把中国丝绸描述为来自东方的绚丽朝霞，古罗马人也沿袭了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的叫法。不过自公元6世纪中国蚕种被走私到拜占庭帝国，欧洲有了相关产业后，“赛里斯”这一称呼就逐渐消失了。

 

　　对中国的认识逐渐扩展深入

　　到了公元3世纪，以希腊为中心的地中海世界对东方和东方人的认识逐渐变得深入全面起来。此时的希腊已完全处于罗马帝国版图之内，且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中心。公元5世纪时，势力强大的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基本垄断了地中海沿岸的丝绸贸易。东罗马帝国需要用来自东方的货物作为礼物，贿赂不断侵扰其边境的“野蛮人”部落，或者借此与相关部落达成妥协与合作。考虑到对来自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香料有旺盛的需求，东罗马帝国专门设立了一个与丝绸和香料贸易有关的公共机构，该机构享有特权，服务于东罗马帝国的外交政策。于是自公元5世纪起，与丝绸和香料相关的贸易活动权被帝国政府从私人贸易商手中收回，变成了东罗马帝国政府的一项垄断业务。

 

　　这一时期，希腊—地中海世界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时代的商人和旅行者科斯马斯·因迪卡普留斯特斯在通过海路到达印度，并造访了斯里兰卡后，对中国的具体位置有了较之前的商人更为精确的认识。他知道从印度坐船向东经过长途旅行后，再向北而行就会到达中国的海岸，因而将丁香国定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并观察到斯里兰卡是印度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定居在埃及的希腊人塞奥克拉费图斯·西摩卡塔在其作品《历史》中，也对中国做出了描述。遗憾的是，当时的欧洲正忙于应对快速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因此该书中有关“赛里斯人”（中国人）的内容并未受到希腊人乃至欧洲人的关注。

 

　　13世纪时，欧亚大陆草原上的大通道被打通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253年，修士威廉受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派遣前往蒙古，在蒙古居住期间，威廉间接获得了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从中国人那里得来的丝绸仍然是最好的，中国人在把脉诊断方面的技巧令人钦佩，他们在商业交易中使用一种由“棉纸片”做成的“普通钱币”，且使用类似于画家作画时用的刷子来写字。对于当时的欧洲人而言，威廉对于中国的观察报道内容是全新的，因此很受欢迎，而希腊人也借由这些报道的传播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后来，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于1295年返回到威尼斯并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国的文化、风俗习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开始进入欧洲大众的视野，中国对于希腊来说，已不再遥远而神秘。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