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与风险、易受伤害等概念相似，指系统内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既有可能来自外部环境，也有可能来自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起初，国内外的学者致力于推动一种关于脆弱性的科学研究，提出各种脆弱性理论和模型。脆弱性概念及其相关研究在生态学、城市学、地理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均取得一定成果。他们的研究对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脆弱性的启示在于：第一，脆弱性要素是多元的，其中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能力是被广泛接受的三个要素，应避免将其作单一解释。第二，要在系统整体和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构建一个动态的脆弱性评价体系。第三，脆弱性相关研究不仅涉及人的活动对系统的影响，而且涉及人类美好生活的哲学。

　　在哲学—伦理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中，脆弱性概念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尽管如此，纳斯鲍姆、阿伦特等哲学家还是对脆弱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纳斯鲍姆讨论的是善的脆弱性，也就是人类幸福的脆弱性，而不是品格的脆弱性。她认为人类的好生活本质上是脆弱的，其体现为运气影响下的人类生活境遇、善的多样性及其选择的冲突、关系性的善。阿伦特则认为几乎所有与人们共同生活有关的事务都是脆弱的。她认为脆弱性来源于人的境况而不是人的本性。脆弱性体现为人类行动的三重困难，即“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过程的不可逆性以及作者的匿名性”（阿伦特）。概言之，人是有限的肉身存在者，无法像神一样自足，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相互依赖中，脆弱性既是人性的内容之一，也是人在本体论上的亏欠。

　　在现代社会，技术对人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技术理性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实践理性能力。当技术理性表现为人们的世界观和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就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倾向。技术理性应该有价值诉求，也就是说，技术行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技术理性的应有之义。关于脆弱性的分析对澄清和理解技术理性的内涵具有必要性，因为技术理性至少要思考三重脆弱性。其一，技术理性必须面对人类自身的脆弱性，面对人类的情感需求、人类生命的脆弱和人类价值的多元性。技术理性的标准不是衡量人类美好生活的唯一标准。其二，技术理性必须面对技术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技术系统的不稳定性以及面对危机或伤害时技术的自我修复能力的有限性。其三，技术理性必须面对外在系统的脆弱性。此处所说的外在系统既指自然界，也指技术之外的人类生活系统。诸多外在系统组合成一个复合系统，我们需要把脆弱性的演化机制等置入技术理性，减少人类社会发展的代价和风险。同时，技术理性作为实践理性始终面临人的内在尺度与客观事物发展的外在尺度之间如何统一的问题。尽管技术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原则，但是技术理性不能停留在“可操作”的工具价值上，而是要面对变动不居的人类生活、面对脆弱性、面对技术结果的不确定性，探寻技术理性的内在价值。技术理性需要综合考虑人类社会的诸多价值因素，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价值目标。

　　技术理性批判有着自身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问题。比如，工具化、技术泛化等，而脆弱性概念或者说探讨如何对待脆弱性是超越技术理性批判的重要内容。尽管我们也可以从审美、劳动或社会体制的建构等外在角度超越技术理性批判，但是脆弱性概念提供了技术理性进行自我批判的内在超越路径。此种内在超越至少包含如下两重含义：一方面，脆弱性的视角要求以人性的脆弱和现实生活的不完美为基础。在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的生活方式（本体论）的意义上，如安德鲁·芬伯格所言，“在一个以技术合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超越的过程本身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它必须在技术上有意义，就像技术变革必须在道德上有意义一样。”技术理性是人在能力范围之内可以达到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和较为适宜的生活态度，超越技术理性必须基于现实意识，而不能带有乌托邦色彩。我们应该从技术理性的内部寻求超越，这样不但可以为技术体系的发展提供规范性要求，而且可以为技术理性提供道德辩护。另一方面，将脆弱性置入技术理性批判，最终旨在反脆弱性，也即抵抗和克服脆弱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但能获得智慧和理性，而且也能有勇气面对生活的遗憾和残缺。无论是脆弱性还是理性，它们都不是生活的全貌，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把握因脆弱性导致的不确定性、错误乃至混乱，人类才能更坚定地秉持信念与承担风险。

　　正视人类脆弱性是为了让技术的发展更符合科学精神，更好地参与人的存在本体论的建构，而不是关注技术在某一实践领域取得的应用成果。这种态度的伦理意义在于，脆弱性作为人类的宿命，使我们可以避免技术理性导致的人类狂妄，探寻技术的实质价值，展望技术的未来。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伦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