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中国作为人工智能、电子商务、高科技出口和人才培育等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获得了诸多海外学者的肯定。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和美国波图兰研究所近日联合发布的《2022年网络就绪度指数》显示，中国在13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3位，比2021年跃升了6位，排名进入了前1/4，这是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重要体现。围绕如何运用信息技术赋能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国外专家。

 

 

　　巩固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领先地位

　　“网络就绪度指数”（NRI）是由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一套指标体系，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及增强竞争力的成效进行排名，从而评估各经济体的信息科技水平。该报告创建人兼联合作者、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院长苏米特拉·杜塔（Soumitra Dutta）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研究人员也在不断开发新指标，以期更有效地测量数字技术转型的核心维度。2019年，杜塔和波图兰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主任布鲁诺·兰文（Bruno Lanvin）重新设计了NRI框架，将技术和人员维度融入治理结构，以分析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当前经济走势、公众信任、社会包容性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作为重置后的第4版，《2022年网络就绪度指数》使用了58个指标和4个基本维度（技术、人员、治理和影响）深入分析了131个国家的数字化程度，探讨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未来技术，以及数字化转型如何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问题。杜塔对记者表示，2022年中国NRI排名跃升主要归功于其在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中国在NRI的技术、人员和影响等维度上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其中人员维度排名最高（第8位），这表明新型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运作和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杜塔还谈道，NRI排名进一步展现了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领导者的实力。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科学出版物数量居于世界前列，汇集培养了大批人工智能相关人才。这表明，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目标。除学术研究外，中国未来技术投资的前景广阔，当前在先进技术的应用上也获得了显著成效。例如，中国目前在机器人密度（测量每万名劳动者中机器人投入数量）上排名第5位。

 

　　杜塔指出，数字信息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离不开平衡的治理结构和有效的监管措施。各经济体在技术、人员、治理和影响这四大维度发展得越均衡，越能确保技术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和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性。杜塔认为，中国要继续保持对先进技术的高水平投资，不断吸引优秀人才，持续增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此外，中国在数字技术监管方面还大有作为，要持续完善信息通信技术监管环境和网络隐私保护法律体系。杜塔期待中国数字信息技术的腾飞为全世界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进一步推动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

　　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创新创业与技术转化副校长、智能建筑及能源效益研究中心教授克劳迪奥·费约（Claudio Feijóo）认为，得益于各国对若干关键技术的整合，人工智能领域正在飞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会影响到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为了减少技术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同时最大化发挥人工智能的益处，不同国家根据治理体系、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初步在民众使用便利程度、信息处理效率和隐私保护等方面，规范了人工智能的应用。美国的人工智能监管措施主要服务于技术发展和创新工程。为积极响应2020年颁布的《国家人工智能行动法案》，美国于2022年5月4日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审查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干扰，针对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社会偏见和数据安全的影响以及科研活动与资金管理、法律问责等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欧洲委员会于2018年6月成立了人工智能高级专家组，以便更有效地支持欧洲人工智能战略计划，同时回应日益增多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系教授，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曾敬涵表示，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科技优势和经济收益，更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然而，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增加了社会不确定性。例如，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对个人隐私的影响、人工智能军事化及其相关风险等。因此，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系统、实施技术监管措施迫在眉睫。2017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三步走”目标：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曾敬涵谈道，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讨论，努力建设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目标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系统。例如，2020年7月印发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年6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2021年8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些举措加强了中国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力度，提升了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而在费约看来，当前欧美社会广泛缺乏执行人工智能监管措施的能力，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难以要求企业为了公民的安全而保持算法的开放性上。

 

　　打造国际人工智能合作新纽带

　　费约认为，各国在推进人工智能监管和立法进程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挑战。目前，针对如何最大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福祉、最小化其社会负面影响的讨论仅仅发生在国家和部门层面。世界不仅缺少一场持续的、开放的国际对话，还需要一个涵盖人工智能道德问题、法律制度、经济发展、使用者权益和社会影响等话题的“宏大叙事”。费约等人致力于寻求一套有关全球未来技术原则的、新型的国际参与合作形式。他们称其为“新技术外交”。

 

　　在费约看来，“新技术外交”对于协调由人工智能引起的道德、文化、经济和政治冲突，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有助于国家规避制定对抗性政策所付出的高昂成本，能够促进利益相关者发展合作关系。其次，它可以推动国家和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协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治理标准制定和科研知识传播。最后，基于国际信任、沟通、尊重的人工智能治理结构具有更强的风险监测能力。

 

　　曾敬涵表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参与者，需要积极建立有效、合法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系统。然而，诸多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具有跨国性和普遍性，例如隐私保护、自动驾驶汽车道德规范和自动化武器风险等问题。而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专家如何共同协调好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而不是一味追求人工智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增长。曾敬涵在《塑造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由中国参与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提出，地缘政治竞争不仅降低了跨国合作的可能性，还转移了公众对人工智能伦理辩论的关注，尤其是对人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角色和价值的探讨。在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世界，只有汇聚人类的共同智慧，才能让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