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隔久远，语境渺茫，文字之意代有演变；加之后世知识分类与谱系变动不居，故对古籍的解读常常歧义纷披，难有确解，《论语》就是代表。即便如此，如阐释学所云，在文化共同体内，对于某些理解对象，仍存在着某种近乎确解的“集体阐释”。因此，当大家说起《论语》中某句耳熟能详的话时，往往会形成某种共同的认识，那些认识事实上是历代层垒阐释和不断教化的结果，而代代相传的结果便是对某种阐释的不言自明的认同，人之意识与心灵结构在此过程中便被构造了。比如对《论语·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下简称“民可民不可”）一句的阐释即是如此。
传统释读取消了民之自主性
“民可民不可”是《论语》中难解的话之一，不同的解释很多，在此不再一一罗列。纵观两千多年来的相关解读，虽表述各有不同，但仍有一种解读似成共识，延续至今，即从汉代郑玄、何晏开始的一种民为“下愚”“其见人道远”、不可使知的阐释模式。自此一种隐约可见的上与下、精英与庸众、统治与被统治、民愚与愚民的认识偏见便横亘在诸多解读之中。后来朱熹云“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这种解读承续了汉儒的认识，影响很大，塑造了宋以后人们对《论语》及儒家的理解。进入近现代，相关解释基本遵循汉以来的阐释路径，虽然康有为、梁启超从民主和开民智的角度解读过这句话，但无非就是让老百姓“知其所以然”而已。当然，有此认识已难能可贵，是很大的进步。其后的主流解释，也未超出朱熹的解释，代表者如杨树达、钱穆、杨伯峻、李泽厚等人，钱锺书干脆将这句话视为“愚民之说”的例证。这些在民愚与愚民之间摇摆的解读，不仅起到误会孔子、抹黑孔子的作用，使之成为如范文澜所言的“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思想保守之人，更要紧的是对一种宝贵思想的严重误读。如果解读是一种开放性的行为，那么针对这句话还有无其他解读的可能性呢？
从孔子的思想行止来看，他始终是经权达变、行走在大地上的实践者，而不是坐在书斋里想象世界、不接地气的人；孔子不会死守章句与抽象义理，所以也就不可能在上下等级、精英庸众的傲慢视野内将民众定位为一个愚昧不知的群体，而持守“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他，更不会有愚民之念。就前者而言，在孔子眼里，上下关系是变动的，君子小人之分也不是固定的，君子可一朝沦为小人，小人亦可提升为君子。何况，这句话中的“民”并无愚昧之意，未含价值指向，说的无非是如何“使民”的问题。“民”在《论语》中大体是指与在位者不同的“众庶”群体，二者的区别只是位置的上下不同，并不因此存在智识、道德上的高低之别。这意味着，在这两个群体中，皆有可能出现“下愚”者和“上知”者。因此，强作界分事实上源自阐释者的狭隘想象，与孔子思想实不相合，甚或相反。这句话的关键词还有“可”“使”“由”“知”。“可”本义为荷担、肩挑，引申义为准许、同意、能够、允许等，可归为今天常说的“可以”“能够”义。“可”在《论语》中出现110余次，常与“不可”对举而言，前者表示肯定，与“民可使由之”一致，一般指可以、能做什么；后者多为否定，与“不可使知之”一致，一般指不可以、不能做什么。“使”争议不大，有支配、支使、役使、使用、驾驭等义。“由”则不那么简单了，在《论语》中，“由”字出现30余次，大部分指孔子弟子子路，其余十余处与“民可使由之”之“由”意义相近，相互参照，有助于理解。兹录如下：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论语·为政》）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论语·雍也》）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论语·雍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论语·子罕》）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论语·卫灵公》）
这些句子中“由”的意思大体为使用、经由、蹈行、践履，侧重于强调行为主体“由己”的主动性，而非被动地遵从他者的指导。如果这是一种可行的理解，那么其与对后半句所作的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朱熹）、“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指导之用意所在”（钱穆）、“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李泽厚）等通常解释就构成了矛盾，因这些理解的思路具有一致性：民之自主性被取消了。是不是这样呢？虽然对字义进行了简单疏通，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仍不清楚，结合孔子对如何待“民”以及如何“使民”的看法，或许有助于深化对这句话的理解。
基于“敬民”思想的新解
虽然今天《论语》已经大众化，但在其起始，《论语》主要是说给主政者、上位者与君子听的，彼时对话有具体语境与场景，所指对象亦不言而喻。虽其后语境与场景难以复原，但通过追溯语境，补上话语所指对象，则不难明了“民可民不可”是对主政者待民之道的告诫。但汉代以来的解释过于凸显上主下从的关系，使民遵从、照着、跟着上位者渐渐成为主流的理解，以至衍生出民愚与愚民的理解便不足为奇了。这种主流的理解是不是与孔子的思想相合呢？
《论语》里提到“民”的地方近50处，其中不仅没有一处明确宣扬“上主下从”的思想，反而处处体现出对这种思想的警惕，具体表现为《论语》旗帜鲜明地强调“敬民”思想，如“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论语·雍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既然孔子待民如此恭敬，自然不会有意凸显上主下从的存在感，反而更多要求取消这种存在感，主张不能随便干扰、指导百姓，因此“使民”便也分外谨慎。孔子认为，在敬民的前提下，“使民”应遵循以下几条准则：第一，“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二，“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三，“上好礼”（《论语·宪问》）。这三条准则可谓三位一体，共同指向如何“使民”的问题。“上好礼”是说作为在上位的君子应“敬事而信”，自身德行过关，方可言“使民”，而如此使民便是合乎“义”的。这里的“义”可借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句话进行理解，即君子对于天下事，包括“使民”，其态度是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的，既没有所倾向的，也没有所亲慕的，亦即不会为民立标准、定计划，此即为“义”。如明儒刘宗周云，“义无轨迹，即天下所宜然之理”。故“使民也义”，当以民为本体、从民出发而使之，有适有莫则与义不合，因含一己意志而难免厚薄之分。可见，弱化上位者（君子）之意志，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那么，如何保证“无适无莫”地“使民”呢？这需要遵循“时”的准则，亦即“使民”不可违逆民之“时”，民有其时，如天有昼夜阴晴，人有生老病死，故君子使民，当与民其“时”，如此则民敬且服，劳之、使之而无怨。
孔子待民与使民的看法既明，那么对“民可民不可”一句进行上主下从关系的理解就显得与孔子思想格格不入。按照孔子使民的看法，“民可使由之”或可解为现实中适宜民众的、民众认可的，应当允许、放手民众去践行。后半句的“不可”与“可”相对，是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适宜民众的情况。“使由之”与“使知之”相对，“使由之”是“使之由”的倒装，那么“使知之”应是“使之知”的倒装。我们知道，《论语》中的“知”有些通“智”，此处的“知”即“智”之本字，是智慧的意思。如此，“不可使知之”便可理解为现实中不适宜民众的、民众不认可的，应当放手让民众使用智慧寻找解决方案。综上，“民可民不可”可考虑这样翻译：（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可以做的，任由民众去做；民众不可以做的，任由民众使用智慧去探索。这样理解或许更符合孔子的本意。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