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理性文化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而源于希腊神话的“逻各斯”则是希腊理性文化的重要标志和集中体现。它从自然世界的理性秩序出发，以“理性思维的语言和逻辑”的方式，对西方科学与文化的形而上学基础做了铺垫。本文拟从历史角度分析逻辑与逻各斯之间的关系。

　　开端始于“逻各斯”

　　“逻各斯”最早见于《荷马史诗》，它的最初含义是“被说的内容”，后来又有了聚集、语言、说明、比例、尺度等意。其中的“聚集”是逻各斯的基本语义，源自于词根“leg”，原指许多复合物和衍生物汇集或重新聚合在一起。这层含义的逻各斯具有动力学意义，它表明逻各斯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构造的力量。第二层含义——“话语”从动词“我说”派生出来——是其诸多含义中被最广泛使用的一种。至于第三种含义——“尺度”——则具有“准则”“法则”之意。这三重含义的组合暗示着一个从收集、聚合特殊的概念和思想开始，然后按照一定的法则，以一种有序的方式重新编辑它们，从而使得这些概念和思想更实用、有效的相关领域。显然，这个领域与理性的运用相关。

　　逻各斯在古代哲学文献中的丰富含义仅靠词源学的辨析是远远不能把握和理解的，要探秘逻各斯，必须深入到逻各斯的哲学文化中。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首次将逻各斯引入西方哲学。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代表着世间万物变化的尺度和准则，是支配宇宙的理性原则；不断运动变化的万物皆因普遍的逻各斯而相互关联并井然有序。此外，逻各斯作为客观存在的理性能够显见于人类的理性力量：宇宙拥有一种全面的调节力，同时又为这种全面的调节智力所支配，拥有逻各斯的人能够认识宇宙秩序。如此一来，逻各斯又获得了人类的理性力量和理性规范这两重重要含义。这种理性力量体现为逻各斯是思维的工具，是表达的思想过程、表达的思想内容，或作为思想内容的断定结论。同时，作为一种尺度和规范，逻各斯又是处在论证背后的逻辑程序，它试图说服听众使用逻辑论证和支持性证据。无论是作为人类智力借以实现对世界的理解的工具，还是工具使用中所体现出的规范性，逻各斯已初步包含后来的逻辑功能的含义。

　　从智识逻各斯到置问逻各斯与知识逻各斯

　　智者把“逻各斯”的使用语境向其衍生词——“逻辑”和“逻辑的”——的现代用法方向推进，是逻各斯概念演进的第二个阶段。从智者开始，本体论内容逐渐淡出逻各斯的语义，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话语”“论证”以及“论证所谈论的东西”等多重意义上使用“逻各斯”。这样，“正确的推理”就倾向于既被应用于正确的论证或理论、理性结构，也被应用于论证或理论涉及的理性结构或原理。智者伊索克拉底将自己的教育描述为话语和演讲，按照他的说法，哲学讲授各种不同形式的逻各斯，因而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敏捷。当他盛赞语言是能够使人比动物更高贵的技艺时，他赞扬的其实是逻各斯的技艺。

　　智者使用“逻各斯”的方式是一个涉及如何评价智者的重大问题。按照当代西方古典学家的看法，一旦人们接受了智者的理论建构是逻各斯而非修辞术的观点，智者的教学就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智者代表的是一场智识主义运动，关注抽象思维甚于关注诗学心灵。智者在对诗歌话语发起挑战时使用的技艺是论辩，而不仅仅是叙述，它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人文主义逻各斯。

　　智者普罗泰格拉斯的“双重逻各斯”残篇是对语词和逻各斯概念进行技术性与专业性探讨的早期尝试，他将相互矛盾的逻各斯看成“p”与“非p”逻辑形式的最初版本。以下两个论证可以支撑这一假设：第一个论证源自对“人是尺度”残篇的考察，相关解读结论表明他对否定概念非常熟悉，因而使得“双重逻各斯”残篇的如是之解显得符合情理。第二个论证基于“逻各斯”一词的含义。在该词的多种含义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是语言与理性这两个相关概念。于是，在普罗泰格拉斯的用法中，赫拉克利特的对立开始被以非构成方式来讨论，逻辑意义上的矛盾对立和互补取代了原来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力之间的对立。

　　与智者不同，苏格拉底坚持将置问法作为一种建构性力量，目的是昭明真理。因而，置问法就是苏格拉底的逻各斯。在置问法中，对话的双方相互提问和回答，本身就是对逻各斯的一种践行。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的逻各斯是建设性而非批评性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问答的场域，不以胜负为目的，而以阐明为目的，试图通过问答达到相互理解并推进对问题的解决。苏格拉底的逻各斯有明确的逻辑意涵，因为对话中的逻各斯受同一性原则支配，凡是要表述的东西，都应该呈现出论证性，这是置问法必须遵守的规则，也是逻各斯的真谛之所在。

　　柏拉图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因为苏格拉底的置问逻各斯停留在问题性层面，对于置问的回答仅仅是为了更进一步的质疑。在柏拉图看来，如果不是为了获得一个答案，那么置问法有什么用呢？柏拉图把自己的关注重心放在寻找答案方面。他认为宇宙万物混乱的外表下存在一个与逻各斯概念相通的理性秩序、必然规则和本质观念。柏拉图思想中的“理念”概念可以视为逻各斯概念的变种，在晚期希腊的一些哲学思潮里，甚至直接把逻各斯看作柏拉图所说的诸理念之统一。由此，柏拉图哲学的角色由询问变成了回答，他的方法也由苏格拉底的置问法变成辩证法，目标则由苏格拉底对抽象道德概念的寻找转变为通过分析与对话紧密相连的内在逻辑，获得对事物的定义，并最终获得理念性的知识，即逻各斯。

　　被矫正的逻各斯和逻辑逻各斯

　　逻各斯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达到一个拐点。一方面，作为理性的逻各斯曾一度给希腊社会带来极大的活力；另一方面，既由于逻各斯词义的含糊性，也由于包括智者在内的怀疑论者对这种新的思维方法不加限定的使用，使逻各斯逐渐丧失确定性而沦为非理性哲学思潮的工具，并显现出潜在的颠覆性。在逻各斯有可能转向它的反面这一关键时期，亚里士多德对逻各斯的矫正成了整个问题的关键。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矫正性策略是将科学性领域与人际关系场一分为二，并在这两个领域分别提出了阻击这种“漫无边际”的思维模式所带来的“理性失控”的方法。由于智者活动领域主要限于后者，因此在人际关系场领域针对智者早期修辞学中混乱不清、缺乏条理的情况，亚里士多德着手使其系统化和条理化，并开始探索一种方法，它能够在论证任何观点时都不会说出前后矛盾的话，用它论证、捍卫任何说出的话都会前后照应。

　　在对智者的修辞学逻各斯进行批判性处理的同时，亚里士多德也丰富了逻各斯含义的技术性方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首先，逻各斯意味着对在语境中缺乏明显意义的语词的定义；其次，逻各斯意味着一个命题意义上的（例如，三段论的最后一个命题）结论；再次，逻各斯意味着证明自身；最后，与柏拉图相同，逻各斯意味着理性话语和合理性。这里，由逻各斯到逻辑的转折的关键是逻各斯的意义被理解为命题。在现代逻辑中，命题是充任推理成分的判断，而判断是对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任何判断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对事物有所断定，进而又有真假之别。也就是说，判断在语法上表现为词项与词项的连接，在语义上表现为对象与对象的“联结”或“拒斥”，其真假的鉴别有赖于符合。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句子连接是词项逻辑，而在词项连接的基础上产生的句子（命题）与句子的连接便形成命题逻辑。

　　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学派是逻各斯的倡导者和发扬者。斯多葛学派将逻辑分为两门学科：修辞学和辩证法。前者是关于“系列话语中正确讲话的艺术”，后者是关于“由问答所引出的正确讨论的科学”。因而，斯多葛学者将逻各斯看作辩证法和修辞学两门学科的共同名称。在斯多葛思想系统中，逻各斯学说得到了最大化扩展：1.逻各斯是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规则，它充斥于天地之间，弥漫无形；2.逻各斯是宇宙中所有理性的原理，其本身与上帝一致，是所有活动的来源。它是物质的，但它又能解释其他的物质。在这方面，斯多葛又返回到赫拉克利特的用法上来。3.扩充了内在逻各斯与外在逻各斯，前者是理性和本质，后者则是传达理性与本质的语言—逻辑。他们使用作为逻各斯的“逻辑”一词表示宇宙中的理性，且这种理性同样是在人们心中的。这一时期的逻各斯词义的演变最接近于现在意义上的逻辑。因此可以说，直到斯多葛学派才开始用逻各斯表示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学。

　　以上我们考察了与逻辑有关的“逻各斯”概念主要的含义，以及相关的哲学、修辞学背景。不管前亚里士多德思想家对逻各斯这一概念在使用上有何种不确定性，也不管在经过了25个世纪的漫长发展之后，逻辑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系统，以及制约逻辑发展的内在因素发生多大变化，在处理西方逻辑思想史，尤其是在理解古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方面，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始终是一个基点，一个最初预设和最基本的原则，而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斯多葛学派的奠基，使得逻辑最终从逻各斯中引申出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17ZDA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