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融合式传承观照方式——以南岭走廊地区方志所载立春习俗为个案
2020年05月25日 09: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5日第1932期 作者:潘雁飞

  南岭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不仅是民族走廊、商贸走廊,更是文化走廊。关于走廊,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费先生的论述,较早地揭示了这一区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性,指出应该详加调查,好好研究。

  历史上的南岭走廊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天地所以隔内外”的化外之地,认为中原先进礼乐文化难以到达并传播扩散。有人认为,“直到明代中期以前,中央王朝在南岭地区设立的州县治所,大多是在交通要道上的河谷盆地,稀疏的呈点状形态分布,山岭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许多的河谷盆地在内,大部分实际上长期是‘政教不及’之地”。然而,如果我们从方志中拣出“立春”这一岁时民俗来进行“微型文献调查”,可以有力证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播力与融合性往往又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和认知。

  “立春”是一个表现人与自然关系(及时农桑)的自然型节日(区别于除夕、元宵、中秋等以血缘信仰为诉求的伦理型节日),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重视。天子过节(包括天子以下各级官吏)志在以上率下,劝民农桑,体现主流文化、施政导向。庶民过节志在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体现的是民俗文化。天子过节在《礼记·月令》已有记载,民间习俗在《后汉书·礼仪》、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周密《武林旧事》均有详细描述,基本形成了迎春、祈谷(祭祀)、鞭春、春幡、咬春等系列民俗定式。

  南岭走廊各族群立春民俗究竟如何?下面姑且罗列几个南岭走廊地方志,关于“立春”岁时有代表性的民俗记载。

  广东《乳源县志》(清康熙二年刻本):“立春前一日,有司迎句芒神与土牛于东郊,里市各扮故事,彩架表曰‘庆丰年’。为春官领官仪仗驱辟道路之人,又以童子为春童,手执春令旗,从东郊来报春,至,官师饮喜春酒,簪春花,安置芒神、土牛于县门东。是日,乡之男妇携儿女看春,辨土牛之色,以占岁之雨旸丰歉。土牛经过,各以豆、麻撒之,谓之 ‘散疹、消疹’。至夜,会文武师生饮春宴,于公署演戏。立春日,祀芒神,鞭土牛毕,附郭诸民竞争土牛之坭回坭其灶,谓养猪畜如牛肥大。花匠具土牛,鼓吹送各乡绅家取赏。立春日喜晴而厌阴雨。歌云:‘但看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又验芒神,暖即戴帽为寒,寒即去帽为暖,目曰‘拗春童’,以占其春之暖寒。”

  湖南《永州府志》(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二字。”

  湖南《永州府志》(清道光八年刻本):“零陵立春日,县令命礼胥以盘盛小土牛送土宦家,犹古颁春之意。立春日,结彩支棚,迎春于东郊,农人视土牛颜色黄白多寡,以占水谷,又视芒神鞋帽穿戴与否,以卜闲忙。各官齐集,鼓吹导至县堂,谓之‘迎春’。宁远、新田间,则有峒猺十数辈击长腰鼓,吹笙呜呜,团圜亦随舞跳,次日鞭春如制。”

  广西《梧州府志》(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立春前一日,厢民扮戏剧,鼓吹迎土牛、芒神于东郊。男女竞观,多掷菽粟,谓祈丰熟,消痘疹。士大夫家设春饼、春菜相邀,曰‘贺春’。”

  江西《瑞金县志》(清光绪元年刻本):“立春先一日,各行户雇觅幼童装扮故事,名曰‘春色’。里长制土牛、芒神至东郊,候县大夫至行迎春礼。芒神,名曰‘拗春童’,戴笠则春晴,着履则雨;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县大夫于仪门外安芒神位,次早黎明祀毕,用彩线缠竹鞭击土牛,名曰‘打春’。打毕,将土牛撞碎,阴阳生取其泥身做小牛送至各绅士家,名曰‘送春’。”

  上述文献时间大约在明清至民国初年,涉及广东、江西、湖南、广西四省区,这是传统南岭走廊的核心区域。如果我们将其与古代立春民俗相比较,可归纳如下立春民俗传承、演变、发展之特点。

  一是中原文化南来基本被吸收。立春前一日东郊迎春,立春日祭祀、鞭春牛,戴春幡、吃春饼、春菜的“贺春”(咬春之变)、送春牛等环节无不齐备。

  二是在吸收基础上对民俗的改造。“结彩支棚”式的迎春,实际上是将春幡扩展为结彩亭,演故事(或“扮戏剧”)。《武林旧事》记载的“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分送殿阁”被改造为小牛送乡宦士绅(有的将土牛打碎,阴阳生取其泥身做小牛送至各绅士家)。

  三是在吸收基础上对民俗进行扩展。立春日之演戏,对土牛以“豆、麻撒之,谓之散疹、消疹”,或“掷菽粟,谓祈丰熟,消痘疹”。这一点亦是从中原民间发展而来,如河南《郑县志》(民国五年刻本)有“麦豆打土牛”之记载,安徽《怀宁县志》(康熙二十五年张君弼增订刻本)有“以麻、麦、米、豆拋打春牛”之记载。但却根据本土物产特点加以变换扩展。

  四是在吸收基础上的传承发展。如“占卜”与“拗神”“拗春童”的出现。占卜主要是根据土牛的颜色观察一年之水旱,“辨土牛之色,以占岁之雨旸丰歉”(《乳源县志》),“农人视土牛颜色黄白多寡,以占水谷”(《永州府志》);“拗神”“拗春童”即指的是芒神扮相,如《怀宁县志》记载:“又视芒神占春事早晚、春气寒燠。如神赤脚作忙状则春事迟,着鞋作闲状则春事早;戴帽作寒状则春暖,脱帽作暖状则春寒,谓之‘拗神’。”(《乳源县志》)“又验芒神,暖即戴帽为寒,寒即去帽为暖,目曰‘拗春童’,以占其春之暖寒。”《瑞金县志》亦记载:“芒神,名曰‘拗春童’,戴笠则春晴,着履则雨;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

  五是在传播基础上的创新。这方面在部分府县的方志中较为明显。如湖南《蓝山县志》(民国二十一年刻本)记载立春这一天“民户摘菘菜叶悬门,或插冬青树枝”。菘菜即小白菜,与冬青一样常青,或预示一年的好收成。湖南《新田县志》(清嘉庆十七年刻本)记载:“峒猺十数辈击长腰鼓,吹笙呜呜,团圜亦随舞跳。”这是当地瑶族以本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仪式——“还盘王愿”或“调盘王”的方式迎春,体现出瑶族对春天到来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作为自然型节日的立春,其礼仪民俗是主流民俗文化与民间民俗文化融合无间的最成功的典范,其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相沿承袭两千余年未曾断绝,而且随着民族的迁徙与交融不断发展创新,在保持共性的同时均显示出了各地的个性与丰富性,充分显现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强大韧性、创新性与包容性。

  南岭走廊自古就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并非真正的“化外之地”,而是沟通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海外文明的重要文化通道、商贸通道。可以说这一自然山水之走廊、民族融合之走廊、文化交融之走廊、商贾往来之走廊,本身便是千年道统(舜帝南巡九嶷为代表的道德文明)与五岭山水诗情画意一线贯穿的,各种文明在这个地方交汇碰撞融合,文化的多元性特别明显,即便是“立春”这一岁时民俗亦自然不能例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湘粤桂瑶族史诗文献整理研究”(16YJA751017)、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九嶷山瑶族舜帝崇拜意识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18JD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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