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一直是句法语义学家探讨的焦点，而探索的目的在于弄清这种区分究竟是本体层面的还是句法层面的。在儿童语言获得领域，心理语言学家也在不断尝试探索这两种方式到底哪种起决定性作用。Nancy N. Soja在2001年和2002年利用理解性实验证明了2岁的英语儿童在掌握句法前就能够从本体上区分表可数的物体与表不可数的物质。英语是数字标记性语言，汉语是量词语言，名词在用数词修饰时都必须先加量词，因此有些学者如Gennaro Chierchia提出，汉语中的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词。那么，汉语是否存在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

　　香港中文大学李行德教授2018年发表的《用儿童语言来进行语言学论证——一些方法学上的考虑》一文指出，人们一般采用两种语言证据来进行语言学论证，即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前者包括各种表达式的形式语义特点及语言形式的分布；后者则包括来自儿童语言、语言演变等方面的相关语料。儿童语言为理论假说提供事实依据，反过来又会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汉语名词可数与不可数区分的儿童获得研究立足于语言学理论，也逐步推动着语言学相关理论的发展。

　　Lisa L. Cheng和Rint Sybesma 在1998年最早提出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是句法的区分，存在于量词层面，将汉语的量词分为可数量词（count classifiers）和不可数量词（massifiers）。他们认为这两类量词的句法结构是不同的，并指出其区分可以由两个句法的标准来检验：其一，是否可以被形容词修饰；其二，量词后是否可以加“的”。

　　这一理论的提出，将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的标记转移到了量词系统，将可数与不可数视为一种句法层面而非本体层面的区分。本体层面的区分通常依据物体/物质的物理属性（原子性、累积性、分离性和同质性等），如水是不具有原子性的、累积的、可以分离的、同质的。但是，这种区分是不可靠的，如集合名词“家具”是具有原子性的，一些同质可再分的名词如“墙”“栅栏”又是可数的。

　　针对这个问题，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实证研究。Chin Y. Chien等在2003年、Peggy Li等在2010年利用理解性实验证明了汉语儿童可以区分这两类量词，并可以根据量词的名称选择与之匹配的名词。但他们仅仅是依据量词的物理形状或功能来选择不同的名词，实验本身和其所依据的理论都没有证明可数量词和不可数量词是怎么与可数和不可数的概念相关联的。例如，“瓶”虽然是不可数量词，但其后既可以接表示不可数概念的物质“水”，也可以接表示可数概念的物体“玻璃球”。

　　可数量词和不可数量词区分的检验标准也受到了挑战，许多学者都指出这一标准有很大的局限性。修饰不可数量词的形容词仅仅是一些尺寸形容词如“大”“小”；可数量词后也可以加“的”。李行德和黄爱军也不同意其分类，认为其不能用来作为区分可数与不可数的有效论据。基于汉语量词的语义特征，他们在2009年探讨了汉语量词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量化（Quantification）和范畴化（categorization）功能，提出了“名词个体化范畴早期缺省假设”（the Early Lack of the Noun Individuation Hypothesis），指出3—5岁的儿童对个体量词个体化特征获得缓慢，儿童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缺乏名词个体化范畴。

　　可数性是个体化特征的重要表现，当地上有“两滩水”表达一种不可数的概念时，汉语儿童却对“两个水”的接受度很高。我们认为，“两个水”的表达在多数情景下本身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的，儿童很容易根据句子的语义信息而非句法信息作出这个表达是正确的判断。“个”这个个体量词比较泛化，之后不仅可以跟可数名词，也可以跟抽象名词如“一个思潮”。因此，利用“个”不能很好地检验其后的名词是可数还是不可数。

　　Susan Rothstein和Xuping Li也不同意Lisa L. Cheng和Rint Sybesma的分类，指出计数和计量是量词最基本的两种解读，量词之间的区别是它们所参与的操作方式，两种解读中量词短语的句法结构分别为[DP [D NumP[Num NP[N NP]]]]和[DP [MeasP [Num NMeas] N]]。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和量词短语有直接的关系，在计数解读下量词短语是可数的语义，在计量解读下，量词短语是不可数的语义，量词前形容词只出现在具有计数解读的语境中，而量词后“的”出现的语境是计量语境。这种分类与可数量词和不可数量词的分类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认为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存在于句法层面即量词层面，同时解决了后者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儿童对计数与计量的区分很早就被心理学家所关注。皮亚杰在1952年通过质量守恒实验，证明了儿童计量的能力较差，以计数解读为默认的解读。当一个物体的物理特征发生改变，如形状或大小发生了改变，儿童认为其量也随之改变。不仅儿童倾向于计数解读，苑晓鹤2018年的博士论文探讨了汉语成人也倾向于计数解读，当一杯水只有半杯时，成人即使在较明显的食谱语境中也接受为“一杯水”。

　　计数与计量的对立有不同的语言类型学表现，Yudja是可数语言（count language），所有的名词都可以不用加量词直接用数词修饰，汉语是不可数语言（mass language），所有的名词都需要先加量词才能用数词修饰。Suzi Lima和Jesse Snedeker的实验显示，英语儿童直到6岁才可以像成人一样区分这两种解读，但Yudja语言中容器量词表处所的存在，此语言的儿童即使在较强的计量语境中（如pour/drink）也和汉语儿童一样倾向于得到计数的解读。

　　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从本体的层面看不具有稳定性，从句法层面看则更加可靠。儿童语言获得研究证明了汉语儿童能够区分可数量词/不可数量词，以计数量词的解读为默认解读，实证研究也同时不断推动着相关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名量领域的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是否可以映射到动量领域，在儿童语言中是如何体现的，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李行德教授指出，儿童语言获得研究本质上是具有跨学科性的领域，是认知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门值得我们挖掘汉语资源去发展的经验科学。许多杰出的认知科学家，包括计算机科学、人类学、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科学家，都在探讨语言获得的问题。生物学家达尔文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孩子的语言获得和其他社会行为的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的《夸克和美洲虎》一书也探讨了语言获得的问题。哲学家蒯因的《语词与对象》作为一部语言哲学的论著，提出了很多关于儿童语言获得的概念和学说。认知科学探讨的重要问题是大脑的心理结构和表征，是否有一个先天的初始阶段？如果儿童语言随着有机体与环境的互相作用而改变，那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是什么刺激了这些改变？语言系统是我们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表征，体现在语音、音系、形态和句法等各个层级。研究语言的发展进程，是大脑和心理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语言的获得和发展是大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语言获得研究是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胡建华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汉语儿童语言的获得与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建立了多模态的数据库。他指出，语言是在演化中被自然不断选择的大脑的副产品，而不是大脑基因突变的产物，抽象的句法结构是儿童天生的、内在的语言知识。清华大学杨小璐教授和周鹏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眼动技术关注了儿童句法和语义的发展，并关注了自闭症儿童的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发展。立足于普遍语法理论和探讨语言的共性，儿童语言获得研究以探索大脑生物机制为出发点，拒绝经验主义，它是生物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涵盖了语言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未来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需要将多种实验方法相结合，将语料库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将传统的实证研究与新技术如眼动技术相结合，透过儿童语言的发展，探索语言的共性与个性，为语言学理论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推进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本文系第65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助项目“汉语量化结构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2019M650955）、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之特殊学科项目“心理语言学——语言的获得与发展”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