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的德与礼虽有相通之处，却也存在着不同。春秋后期社会变迁在思想领域表现为从“明德”到“知礼”的转变，具体体现为德、礼内涵的演变、范畴的此消彼长以及关系的转换。德礼之变既是当时思想文化嬗变的鲜明体现，也是经济、政治领域大变革的一个折射，对我们重新认识春秋后期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德”之初义，学界多厘定为“道德”或“得”，但此类说法皆不得其义。陶希圣认为德是“氏族社会遵守的始祖以来的规范”；童书业释“德”为“氏族习惯”；李泽厚认为“德”为“社会规范”“习惯”等非成文法规。三者之说，可从。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德”十分杂糅，包含具体的外在礼俗、氏族习惯法（一种带有宗法与宗教色彩、尚不系统规范的早期礼仪）和内在规范。此时期彝铭有载：“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肈帅型皇祖考，秉明德”“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文王、武王之德源于天，后世周王承之；效命王室、劳于周邦者则受爵受封，这种合乎宗族规范之举，便是贵族之“德”。祖宗之德可散布、流传，施及子孙，后世贵族效法先祖来承继“祖宗之德”，成为秉“德”之人。西周仲壶铭“匃三寿、懿德、万年”与《诗·时迈》“我求懿德”说明了“求德”（匃，祈求也）的重要性。彼时，周王继承天子之德、贵族“型祖明德”皆需祈求，德尚不是个人内心生发出的意识与情感，而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外在行为规范或礼俗。

　　春秋后期，随着个人意识的增强，时人不必效法先祖求德，个人之德靠努力便可获得，此即“修德”，所谓“修德而后可”。春秋晚期王孙诰钟器主自言：“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惄于威仪，温恭舒遟。”王孙诰自认行事无畏无错，并以有政德者自居，强调自己温和恭敬、从容不迫；蔡侯钟铭谓“既聪于心，诞中厥德”，意为“明于内心，崇尚公正、彰显德行”，此“德”字从言，字形上的变更，在字义或概念上会有所体现，说明此“德”与言语内心存在关联。上述之“德”虽仍属贵族，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但已呈现出个人化、伦理化趋势。至孔子，其所言“君子怀德”“德之不修”“以德报德”之“德”已彻底转为伦理之德。

　　《说文·豊部》释豊为“行礼之器”，王国维言：“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豐，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可知，“礼”之初义仅限于奉器祭祀。西周春秋金文未曾发现“礼”字，《今文尚书》共28篇，“德”字出现113次，“礼”则出现7次，且所涉篇章多为后儒杂凑而成。徐复观“礼观念萌芽于周初，显著于西周末，流行于春秋”之说甚是。故指代早期礼仪的乃“德”字。春秋早中期，“礼”逐渐囊括祭祀、饮宴、军事等领域，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仪节，如“宾有礼，主则择之”（隐公十一年）、“曹人致饩，礼也”（桓公十四年）、“治兵于庙，礼也”（庄公八年）。同时，礼亦呈现出“昭名分、别贵贱”的特性：“礼不行则上下昏”（僖公十一年）、“无别不可谓礼”（僖公二十二年）。春秋后期，“礼”之内涵又包括了治国理政，如《左传》语：“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礼之内涵的扩张，导致“礼”“仪”之辨现象的出现。晋平公称鲁昭公“善于礼”，女叔齐却认为鲁君识“仪”不知“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赵简子向子大叔询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却称此为“仪”而非“礼”，并言“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昭公二十五年）。“礼”由祭祀而生，后发展为一种彰显等差的仪节，而“礼”“仪”之辨的出现亦从侧面说明，春秋后期之人对“礼”的涵义有了新的界定，原有之“礼”（仪）已不是“礼”的核心了，新“礼”的范畴已包揽天地准则，经国序民、尊卑等差成了“礼”的重要内涵。

　　春秋早中期，德礼存在并行现象：“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僖公七年）、“德刑政事典礼不易”（宣公十二年）；亦有礼属德者：“成礼义，德之则也”（《国语·周语上》）、“礼乐，德之则也”（僖公二十七年），即礼乐乃规范之德。春秋中期，时人认为“让”是“德”之根基，“卑让，德之基也”（文公元年），及至后期，“让”已成为“礼”之主干，“让，礼之主也”（襄公十三年）、“卑让，礼之宗也”（昭公二年）。以此论之，春秋后期“礼”亦成“德”之基础，孔子“履（礼），德之基也”（《周易·系辞下》）可证之。卑让体现着秩序与尊卑，而这也是礼的核心。“嘉德足以合礼”（襄公九年）说明春秋后期德的重要价值在于是否合于礼，所谓“上下有礼”可称之“懿德”、“上下无礼”可谓之“昏德”（襄公十三年）。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见亦说明德之运行需礼来保障。周初统治者推行分封制、宗法制，依靠氏族习惯法维持统治，即“德治”。

　　总之，春秋早中期的“礼”虽可独立存在，但仍是隶属于德的一个子目，德也并未丧失外在的礼俗规范。春秋中期以降，“德治”在维持宗法方面的不足已见端倪，礼观念遂开始逐渐取代德所指代的习惯法、规范等内涵（德的外在层面），且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等差化。春秋后期，德渐渐演化为“道德”之义，并逐渐依附于礼而发挥其作用。

　　宗法制、分封制是德政存在的基础。春秋后期，随着新的生产方式与新兴专制阶级的出现，宗法制与专制制度新旧之间的更替已不可避免。因此，经济政治领域的大变革是德礼之变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为公室与卿族之间的公私之争，也即新旧阶级之间的争斗。齐景公与晏子论为政，景公强调“在德”，晏子则强调“在礼”。姜齐乃王室分封，是旧氏族秩序的产物，故景公重德，而彼时田氏凭借所据采邑，培植私人势力，扩充民众，削弱公室。鉴于此，晏子主张以“礼治”来维护国君权威、拯救公室，但以景公为代表的公室作为旧制度、旧势力的代表，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宗法体系，在濒临崩溃的宗法制下，景公又无德行，既不能恢复“德政”，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以礼兴国”，反观新兴的陈氏则做到了“以礼治民”。随着土地、人口的减少，公室日渐式微，其他卿族衰亡后，齐国最终落入陈氏之手。鲁、晋公室衰落亦是此理。

　　春秋后期，宗法政治结构进一步崩溃，绵延数百年的德观念体系亦随之不断解构，且已难以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本是诸夏治国理政的主要方针，内以宗族规范治理，外以刑威慑。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德渐趋内在化（精神层面），而礼逐渐据有其外在层面（制度规范），并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诸夏在处理内部事务时也越来越诉诸强制举措的政治与法律，作为政治与制度规范的礼便为统治者所青睐。“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理念的出现，意味着人文理性开始渐次取代神学。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宗法、宗教色彩浓厚的“德”已无法制约新兴专制阶级，而礼的出现与尊爵的固化或阶级专政的法制化是相适应的。社会变迁推动了德礼之变，人们开始从过去的明德走向知礼，经国序民的模式由“德治”转化为“礼治”。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氏族与宗教色彩逐步褪去，并呈现出专制特性，也预示着理性时代逐渐到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