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论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实事求是”
2020年05月12日 09: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2日第1923期 作者:马丽娜

  “实事求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在传统语境中,“实事求是”本是一种考据学方法,但在近现代学术体系中,“实事求是”却成为一种哲学认识论。在此转变过程中,拥有乾嘉之学和西方学术双重背景的章太炎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通过“实事求是”方法将“考证学引到新方向”。

  首先,“实事求是”的适用范围。关于章太炎“实事求是”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提出背景,其孙章念驰在《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中总结道:“他在从事语言文字和历史科学研究的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康有为那样附会和歪曲古代典籍之外的‘微言大义’的做法。”由此可见,章太炎“实事求是”方法的适用范围为语言文字研究和历史科学研究。然而,无论是语言文字研究,还是历史科学研究,都是依循西方现代学术规范而划分的知识门类。那么,在章太炎本人的话语体系中,“实事求是”方法的适用范围是哪些?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太炎有感于乾嘉之学衰萎的现状道:“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淆乱者。”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章太炎所言“四术”乃姓氏之学、刑法之学、食货之学和乐律之学。也就是说,在章太炎看来,有关姓氏之学、刑法之学、食货之学和乐律之学的研究,当严格遵循“实事求是”方法。根据传统知识分类,章太炎所言上述“四术”当属经学。

  从表面上看,章念驰所总结的“实事求是”的适用范围,与章太炎所认为的适用范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即前者认为是“史学”,而后者认为是“经学”。其实不然,原因在于章太炎从宏观视角对经学的知识性质作出了界定,认为“经学即史学”,并主张“六经皆史”。无疑,“经学即史学”虽不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类方法,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却产生了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章太炎为近代中国经学研究“导乎先入”,胡适和顾颉刚等人便对经学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因此,针对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有学者评论道:“继承章学诚、龚自珍而翻上一层,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次,如何“实事求是”?关于如何“实事求是”,章太炎虽未专门阐释,但将“实事求是”方法的内涵表达为“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即在经学研究中,应以达到对“是”等于“实事”的客观知识考证。具体而言,章太炎在经学研究中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疑其难证”;第二,“忠恕”之法。所谓“疑其难证”,是指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真而“疑古”。章太炎对古史的研究是在以往乾嘉学派对经典进行“推校”的基础上,提出推校之起点——有文字可考的信史。因此,章太炎认为史料的“征信”范围应以有文字可考为依据,即以文字可考的史料为基础进行“疑古”。是故,侯外庐在《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对公羊学派的批判》中对章太炎之“疑古”方法总结道:“太炎建立由文字孳乳以明历史发展的根据,又建立由文字起源以明思维发展的理论。”

  “忠恕”之法是章太炎实现“实事”与“是”相等同的关键步骤。关于“忠恕”之法,其源于章太炎早期提出的“期验”,即“凡事无期验,推校而得之者,习俗与事状异其职也”。此“期验”不同于名理上的推校,而是根据“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凡俗殊尚,寻求作始”。晚年,章太炎又将其总结为“忠恕”之法,其在《菿汉微言》中写道:“举一隅以三隅反,此之谓恕……忠者,周至之谓,检譣观察必微以密,观其殊相,以得环中,斯为忠矣。”“忠恕”本为孔子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准则,却被章太炎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具体而言,章太炎认为“恕”乃推己及人,即从已知事物类推其他未知事物;“忠”是对“恕”的重要补充,即于情境中体察事物、感知事物的特殊性。这说明,章太炎认为可通过“恕”之理性方法,实现知识的扩充。同时,片面的“恕”之推校并非唯一的史学研究方法,还须辅之以己度人的“忠”之方法。如此看来,章太炎对“忠恕”的运用已超出传统儒家伦理范围,他以传统儒家范畴解释现代逻辑学的演绎和归纳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从而实现在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关于章太炎之如何“实事求是”,庞俊在《章先生学术述略》中总结道:“综其治学方法,则有六事:一曰审名实,二曰重左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其谨严如此,是之谓实事求是之学。”

  最后,研究“实事”的目的究竟是“求是”,还是“致用”?关于研究“实事”之目的,章太炎早年在写给友人王鹤鸣的信中说道,“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究其一端,足以尽形寿,兼则倍是,泛博以为用,此谓九能之士,不可言学”,并对康梁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批评到,“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然而,在1932年发表的《论今日切要之学》中,章太炎对燕京大学的学生疾呼:“今日切要之学只有两条道路:一、求是,二、致用。求是之学不见得完全可以致用,致用之学也不必完全能够求是。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相较于早年所倡导的“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不难看出在看待研究“实事”的目的问题上,章太炎做出了重大调整,即从之前主张以“求是”为目的,到晚年强调兼顾“求是”与“致用”。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章太炎重新思考研究“实事”的目的呢?究其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愫的章太炎带来巨大的震撼。东北陷落后,章太炎在对燕京大学学生演讲时说道:“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并指出历史研究应当“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即发掘历史中的陈迹以为“爱国心之源泉”。也就是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章太炎逐渐转变学术研究的目的,即从之前以尽可能地保存古史和还原历史真相为目的,转变为“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用处”,以号召更多的国人以实事致用的方式积极抗日救亡。

  综上所述,章太炎论“实事求是”的内涵有三:其一,“实事求是”的适用范围为经学,即任公所言之考证学;其二,实践“实事求是”的方法在于以怀疑为前提的“忠恕”之法;其三,研究“实事”的目标在于兼顾“求是”与“致用”。借助“实事求是”,章太炎在传统经学研究中引入逻辑方法,并以追求兼顾“求是”与“致用”为目标,使得既缺乏现实观照,又陷入复古主义的传统经学研究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单位: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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