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在传统语境中，“实事求是”本是一种考据学方法，但在近现代学术体系中，“实事求是”却成为一种哲学认识论。在此转变过程中，拥有乾嘉之学和西方学术双重背景的章太炎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通过“实事求是”方法将“考证学引到新方向”。
首先，“实事求是”的适用范围。关于章太炎“实事求是”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提出背景，其孙章念驰在《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中总结道：“他在从事语言文字和历史科学研究的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康有为那样附会和歪曲古代典籍之外的‘微言大义’的做法。”由此可见，章太炎“实事求是”方法的适用范围为语言文字研究和历史科学研究。然而，无论是语言文字研究，还是历史科学研究，都是依循西方现代学术规范而划分的知识门类。那么，在章太炎本人的话语体系中，“实事求是”方法的适用范围是哪些？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太炎有感于乾嘉之学衰萎的现状道：“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淆乱者。”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章太炎所言“四术”乃姓氏之学、刑法之学、食货之学和乐律之学。也就是说，在章太炎看来，有关姓氏之学、刑法之学、食货之学和乐律之学的研究，当严格遵循“实事求是”方法。根据传统知识分类，章太炎所言上述“四术”当属经学。
从表面上看，章念驰所总结的“实事求是”的适用范围，与章太炎所认为的适用范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即前者认为是“史学”，而后者认为是“经学”。其实不然，原因在于章太炎从宏观视角对经学的知识性质作出了界定，认为“经学即史学”，并主张“六经皆史”。无疑，“经学即史学”虽不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类方法，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却产生了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章太炎为近代中国经学研究“导乎先入”，胡适和顾颉刚等人便对经学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因此，针对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有学者评论道：“继承章学诚、龚自珍而翻上一层，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次，如何“实事求是”？关于如何“实事求是”，章太炎虽未专门阐释，但将“实事求是”方法的内涵表达为“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即在经学研究中，应以达到对“是”等于“实事”的客观知识考证。具体而言，章太炎在经学研究中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疑其难证”；第二，“忠恕”之法。所谓“疑其难证”，是指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真而“疑古”。章太炎对古史的研究是在以往乾嘉学派对经典进行“推校”的基础上，提出推校之起点——有文字可考的信史。因此，章太炎认为史料的“征信”范围应以有文字可考为依据，即以文字可考的史料为基础进行“疑古”。是故，侯外庐在《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对公羊学派的批判》中对章太炎之“疑古”方法总结道：“太炎建立由文字孳乳以明历史发展的根据，又建立由文字起源以明思维发展的理论。”
“忠恕”之法是章太炎实现“实事”与“是”相等同的关键步骤。关于“忠恕”之法，其源于章太炎早期提出的“期验”，即“凡事无期验，推校而得之者，习俗与事状异其职也”。此“期验”不同于名理上的推校，而是根据“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凡俗殊尚，寻求作始”。晚年，章太炎又将其总结为“忠恕”之法，其在《菿汉微言》中写道：“举一隅以三隅反，此之谓恕……忠者，周至之谓，检譣观察必微以密，观其殊相，以得环中，斯为忠矣。”“忠恕”本为孔子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准则，却被章太炎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具体而言，章太炎认为“恕”乃推己及人，即从已知事物类推其他未知事物；“忠”是对“恕”的重要补充，即于情境中体察事物、感知事物的特殊性。这说明，章太炎认为可通过“恕”之理性方法，实现知识的扩充。同时，片面的“恕”之推校并非唯一的史学研究方法，还须辅之以己度人的“忠”之方法。如此看来，章太炎对“忠恕”的运用已超出传统儒家伦理范围，他以传统儒家范畴解释现代逻辑学的演绎和归纳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从而实现在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关于章太炎之如何“实事求是”，庞俊在《章先生学术述略》中总结道：“综其治学方法，则有六事：一曰审名实，二曰重左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其谨严如此，是之谓实事求是之学。”
最后，研究“实事”的目的究竟是“求是”，还是“致用”？关于研究“实事”之目的，章太炎早年在写给友人王鹤鸣的信中说道，“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究其一端，足以尽形寿，兼则倍是，泛博以为用，此谓九能之士，不可言学”，并对康梁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批评到，“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然而，在1932年发表的《论今日切要之学》中，章太炎对燕京大学的学生疾呼：“今日切要之学只有两条道路：一、求是，二、致用。求是之学不见得完全可以致用，致用之学也不必完全能够求是。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相较于早年所倡导的“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不难看出在看待研究“实事”的目的问题上，章太炎做出了重大调整，即从之前主张以“求是”为目的，到晚年强调兼顾“求是”与“致用”。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章太炎重新思考研究“实事”的目的呢？究其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愫的章太炎带来巨大的震撼。东北陷落后，章太炎在对燕京大学学生演讲时说道：“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并指出历史研究应当“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即发掘历史中的陈迹以为“爱国心之源泉”。也就是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章太炎逐渐转变学术研究的目的，即从之前以尽可能地保存古史和还原历史真相为目的，转变为“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用处”，以号召更多的国人以实事致用的方式积极抗日救亡。
综上所述，章太炎论“实事求是”的内涵有三：其一，“实事求是”的适用范围为经学，即任公所言之考证学；其二，实践“实事求是”的方法在于以怀疑为前提的“忠恕”之法；其三，研究“实事”的目标在于兼顾“求是”与“致用”。借助“实事求是”，章太炎在传统经学研究中引入逻辑方法，并以追求兼顾“求是”与“致用”为目标，使得既缺乏现实观照，又陷入复古主义的传统经学研究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单位：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