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提出“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齐俗》）。其所言“平意清神”颇能充分体现出汉代道家的学说旨趣及特色，触及“淮南学派”（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基本构成的汉代学术共同体）所构建的黄老新道学思想体系的理论要害，具有丰富深刻的历史智慧，值得深入探讨与诠解。
刘安对“平意清神”的思想阐释内在有着三重理论维度，蕴含其“心身国同治”的黄老道家政治哲学。刘安提出“平意清神”的主张，既是面向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汉帝王，也是面向追求修身养性、修道超脱的一般汉代士人，因此这一重要理念始终表现出深度融合政治哲学与生命哲学的理论倾向与诉求，力图为汉代帝王和士人们提供一种有利于安顿身心，有助于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
从“治心”上看，刘安认为“人性欲平，嗜欲害之”（《齐俗》），人心的多欲导致其自身难以“自见”其“性”，如同在乘船夜航时失去“斗极”（北斗星与北极星）引导的迷途之人。“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精神》），在刘安看来，人性能否避免“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齐俗》）的消极结果，关键就在于能否做到“治心”为先，养性为本，确保自身“有戒形而无损于心，有缀宅而无耗精”（《精神》），从心性修养的源头上防止为各种世俗“嗜欲”所迷惑和扰乱。刘安认为无论是帝王，还是士人，只要能修“心”养“性”，便“能得诸己”（《齐俗》），进而能做到“举事”之时的“平意清神”。因为，在他看来，“治心”就是“反己”“反性”（《齐俗》），而这正是任何人实现“意”平“神”清目的的根本前提。
从“治身”上看，刘安强调“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齐俗》），深刻阐明重“身”轻“欲”，“本”“末”有别的道家生命哲学。刘安认为“治心”“反性”都是为了“治身”，使人不因外在物欲的贪恋和误导忘记自我“身体”存在的根本性意义，以至于喜怒哀乐总是“反情性”而为之，出现“气乱而智昏”（《齐俗》）的不利情况，难以合乎“平意清神”，治国处世的理性要求。也因此，刘安指出，无论“治人”，抑或“治君”，最终都要归之于“治欲”“治性”，都要能“遗物而反己”（《齐俗》），守“身”为“本”，治“内”驭“外”，不“失其体也”。唯有如此，帝王的治国理政，士人的治事处世，才有获得理想发展所必须的主体条件和基础。
从“治国”上看，刘安提出“平意清神”的主张，其实质是为西汉统治阶层服务的，是以“古之圣王”为典范总结出的重要政治经验。刘安指出，尽管“尧之举舜也，决之于目；桓公之取宁戚也，断之于耳而已矣”，但靠“目”“耳”来选贤用人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尧”与“齐桓公”都有着以“平意清神”为基本内涵的帝王“术数”，二者之所以能选人适宜，用人得当，都是在“神清意平，物乃可正”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抉择，绝非随心所欲之举。刘安认为，如果统治者缺乏“平意清神”的主体修养，那么就极有可能遇事会“气乱则智昏”，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与决策，从而产生“智昏不可以为政”的混乱局面。
正是基于“治心”“治身”“治国”的统筹考量，刘安将“平意清神”的有效实现，与帝王、士人是否能“修道”“执一”根本上关联起来。在他看来，“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齐俗》），也就是说，“心”“身”“国”三者只有在“修道”而为、“得道”而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有机统一。刘安指出，“治物”“治人”“治君”“治欲”“治性”“治德”的原初起点都在“治道”，因此“不闻道者，无以反性”，更无法“反己”（《齐俗》）。可见，“修道”自守才能“不失物之情也”，不“动而惑营”，避免走向“治身则危”“治国则乱”“入军而破”的歧途窘境。由此，刘安比喻说就如“水击则波兴”“波水不可以为平”，只有统治者“执一而勿失”，方能“平意清神”而治国，从“意”之“平”转变为“政”之“平”，实现“万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齐俗》）的良好的政治发展。
由上所言，可知刘安对“平意清神”的思想阐释，充分反映出《淮南子》一书实为“纪纲道德，经纬人事”（《要略》）的“帝王之书”的理论特质。虽然刘安对“平意清神”的诠释也是面向一般“崇道”“修道”的汉代士人，但其论思的根本取向仍落脚于西汉统治阶层，试图促使掌握王朝发展命运的帝王们能够具备一定的“修道”素养，能够在现实的治国理政中体现出清静寡欲、无为善治的黄老理念。刘安认为：“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缪称》），统治者政治主体素养的利弊得失，直接关乎家国天下的存亡安危，是“民命系矣”（《齐俗》）的关键因素。因而，“平意清神”就不仅仅是一种修道之士的精神炼养术，对于西汉帝王而言，实则更是一种凸显出事功性的君人南面的统治术。
刘安将“心”“身”“国”同治视为“平意清神”的核心要义，以此阐发出富有汉代黄老特色的“道学”理念，这让其对源于先秦道家的“治心”“治身”“治国”思想有着更为深化的历史发展，使之更能适应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现实需求。刘安对“平意清神”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先秦老庄“内圣”之“道”与黄老“外王”之术历史性的会通熔铸，成为其为杰出领袖的“淮南学派”在《淮南子》中所构建的汉代黄老新道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和理论亮点之一。时至今日，即使站在现代政治发展的立场来看，我们也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极为深刻的道家治国智慧，能够从中有所启迪。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