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状况》（1979）一书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思想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利奥塔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当前的知识状况进行了剖析，指出现代知识论中存在的弊病，进而倡导以“误构理论”为标榜的后现代知识论思想。

　　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

　　利奥塔指出了当前知识状况中存在的问题：本来具有人文关怀向度的知识，如今已经畸形发展为生产力、创造财富的工具。在利奥塔看来，正是由于人们对于知识及其结构划分没有清晰的认识，才导致了知识的失衡发展。因此，他要彻底清算知识及其结构的问题。利奥塔提出，科学知识不是知识的全部，知识还包括关于能力的知识，他将之称为“叙事知识”，这是在陈述性知识外的关乎社会联结的知识，这种关乎能力的知识与科学知识一道组成了知识的体系。

　　在语用学层面上，利奥塔区分了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之间的不同。第一，叙事知识的语言形式是多样化的：有指示性陈述、道义性陈述、疑问性陈述以及评价性陈述等。而科学知识的表达形式单一，“科学知识要求分离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陈述，并且排除其他的陈述。一个陈述的可接受性标准是它的真理价值”。第二，人们通过反复讲述“民间故事”的方式使得叙事知识所肯定的价值融入到社会制度中去，从而使社会制度获得合法化。凭借对社会关系的整合，叙事知识成为了社会关系的一个直接因素。而科学知识则相反，“科学知识就这样与其他那些组合起来构成社会关系的语言分离了。它不再像叙事知识那样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直接因素，而是一个间接因素”。第三，叙事是通过转述的方式进行的。在叙事传递的过程中，涉及的三个有关项（发话者、受话者和被谈论的第三者）都有能力上的要求。但是，科学游戏“要求的能力只涉及陈述者的位置，对受话者的能力没有特殊要求（只有教学中才要求这种能力：学生应该聪明），对指谓的能力没有任何要求”。第四，利奥塔认为，叙事知识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叙事知识更多是在传递表述方式，而不是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记忆。因此，时间对叙事知识的影响不大。而科学知识要求的是一种历时性的累积，“这种历时性以储存记忆和追求创新为前提”。科学知识的发话者必须对他所陈述的知识领域有全部的了解，这种了解基于一种在时间上的纵向和横向的延伸。第五，人们在叙事的同时就能够理解叙事的内容和它所指示的行为，叙事者在互动中就使得叙事知识达到了合法性要求，而不需要依赖于外设条件。因此，叙事知识的合法性不需要通过特殊的程序来批准，通过自身就可以达到合法性要求。而“科学知识不能从它被讲述这个事实本身获得任何有效性”，它必须通过争论和证明得到证实。

　　利奥塔认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的地位是同等的，它们是知识的两种形式，每种知识都有属于自身的规则。因此，我们不能以其中一种知识样态为基础去衡量、判断另一种知识的存在和有效性。

　　批判与颠覆传统哲学思想

　　在对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进行划界后，利奥塔指出，当前知识的弊病在于科学知识在找寻合法性的过程中，没能避免借用叙述知识的途径。

　　科学知识建立起合法性的途径之一是对于思辨叙事的依赖。所谓思辨叙事，指“科学中对真实原因的研究必然符合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对公正目标的追求”。被我们称为“知识”的知识“只是因为它在一个使自己的陈述的合法化的第二级话语（自义语）中引用这些陈述来自我重复（自我‘提升’）。也就是说，关于一个指谓（一个生命机体、一种化学性质、一种物理现象，等等）的指示性话语其实并不能直接知道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科学知识必须将自己定位于“思辨叙事”的这种先设的生成过程中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利奥塔认为依赖此先设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合法性话语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种先设性的元叙事本身（思辨叙事）就存在理论问题，它本身的合法性基础就有待考证。因此，建立在这种先设基础之上的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是不牢固的。

　　科学知识建立起合法性的途径之二是对启蒙叙事的依赖。这种模式下的知识主体已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实践主体——人类。它的合法性源于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制定规则的同时也服从于这种规则，而不是参考是否符合某种外在的性质，“这种通过意志自律达到合法化的方式使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游戏有了特权，即康德称之为‘命令’而当代哲学家称之为‘规定’的语言游戏。重要的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那些属于真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例如‘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合法化，而是让那些属于正义范畴的规定性陈述（例如‘必须摧毁迦太基’）合法化”。由此，知识转变为为主体服务的角色，它的唯一合法性在于使道德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没有什么能证明：如果一个描写现实的陈述是真实的，那么与它对应的规定性陈述（其作用必然是改变现实）就是公正的”。隶属于两种规则下的游戏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可通约性，科学游戏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它并没有去管理实践游戏的能力与使命，它与另一种游戏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反之亦然。

　　此外，利奥塔指出，性能优化原则是继依赖思辨叙事和启蒙叙事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陷阱，它企图用“性能优化原则”置换“真”的原则，使一切服从于高效，服从于现实利益和权威。科学研究包含论说和证明两个方面，性能优化原则正是伴随科学证明成长起来的。人们相信知识可以依靠取证这种途径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说，证明知识之正确性和有效性的证据越多，知识就越是具有合法性。利奥塔认为，如果社会整个体系都根植于这种原则，就会导致科研的变异、教育的畸形。因此，性能优化原则不能作为知识获得合法性的有效途径。

　　建构后现代思想

　　利奥塔宣告了宏大叙事的衰落以及性能优化原则的失效，那么人们面临以“总体化”为特征的现代知识论的破产现状应何去何从呢？利奥塔给出的答案是：颠覆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他提出了“误构（paradox）”理论，并将它作为救赎知识合法性危机的重要途径。对此，他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论述：“可导连续函数作为知识和预测的范式所具有的优势正在消失……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成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它暗示了一种合法化模式，这完全不是最佳性能的模式，而是被理解为误构的差异的模式。”

　　利奥塔对“误构”进行了概念上的澄清，通过对比“革新”，他认为，“误构”不是为了减少复杂性而保持系统的高效性和稳定性使用的方法。二者的区别在于，革新追求“同”，运用的各种方法和途径都不能超越系统的应有范围；而误构则追求“异”，它追求另辟蹊径、不在已有范围内的发现。

　　“误构”更深层次的合理性展现在利奥塔对卢曼和哈贝马斯的批判中。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以“共识”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第二种路径——启蒙叙事的依赖”的继承。“共识”概念设想一种理想的言谈环境的存在，具有理性的人们可以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但是，必须既要看到语言游戏拥有异态性，又要看到在语言游戏中存在的共识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它是从实际的对话者那里获得的，经常可以废除。”相比“共识”，误构理论的“临时契约”更符合人们追求性能优化的欲望：灵活性最大，费用最低，而且更有利于操作性的实现。这种趋势导致了人们按照本来面目认识语言游戏，追求误构。

　　卢曼在《通过程序的合法化》中持有两点主张：一是为了提高系统运作效率，应该尽量减少系统内部信息的复杂性；二是应该使个人的愿望适应系统自身的目的。利奥塔对于卢曼的批判是对性能优化原则的回应，旨在说明在“性能优化原则”下的“强稳定系统”的不可能性。利奥塔认为：系统对于复杂性的漠视是基于对力量的觊觎；个人愿望适应系统目的的要求实质上是对于个体需要和存在价值的抹杀。在这种观点指引下的科学的确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使得自身获得了客观性和效率的提升。但是，这种排除一切异己声音的做法延伸到科学和社会领域中，就形成了一种恐怖主义。“科学并不是通过效率的实证主义而得到扩张的。”相反，他认为，科学的进步在于寻找反例和悖论。科学家们在“开放系统”的科学模式下，才能产生“新陈述”和“新的游戏规则”。科学通过那些未知的、与已知不符的新的差异（误构，paradox）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基础。“科学中没有可以转写和评价一切语言的普遍元语言，正是这一点阻止了与系统的同化，最终也阻止了恐怖。”

　　利奥塔从语用学的角度对现代知识状况作出的分析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他对现代知识论的总体性施行了巨大的打击，动摇了传统哲学思想的根基，并且引发了后现代新思想的洪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