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思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重要范畴，在中国儒家传统的致知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与“思”均是人获取“德性之知”以成德及塑造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从先秦至明清，儒家学人对“学”“思”及其关系均多有阐发。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明言：“致知之道有二，曰学曰思……二者不可偏废，必相资以为功。”他在深刻继承旧有儒家“学”“思”理论的基础上，以其精微的哲思表达出了诸多颇具新意的思想内容。
学务践履
单就“学”而言，王夫之阐发《论语》“学而时习之”句时认为，“学”包含“所学之事”与“为学之功”两重意义。学不仅是通过讲习与读书学习各种理论性知识，也包括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参与现实生活，从中获取实践经验。王夫之认为，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经验知识皆越多越好，唯有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能应对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为学之功的层面，他强调“学”兼具格物与致知两个层次的工夫，同时从合知行的角度将“笃行践履”的内容亦纳入“学”之中。王夫之着重点明了“践履”在学之过程中的价值，以此来凸显实践在认识形成与知识获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仍是在儒学传统的语境中论述这一问题，他所言“实践”是指伦理政治方面的实践行为。
尽管王夫之强调“践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学”与“行”截然对立。王夫之对“学”与“行”的关系有着清晰的描述：“今以学之切于身心之实者言之：以考之前言往行者，则有闻；以察之人情物理者，则有见；闻焉而可述以明道，则有言；见焉而可酌以制事，则有行。”可见，王夫之从区别“学”“行”二者之功用的角度出发认为“学”中有“行”，“行”中有“学”，“学”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而“行”则是由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
慎思明辨
王夫之对“思”之阐发，学界已经广泛关注并加以深入研究。在王夫之的思想体系中，“思”既包括对人身所固有的道德理性的发见和体认，也包括认识论意义上的思辨和理性认识。王夫之在具体的论述中对孟子多有继承，认为正是人之“思”将人所禀受于天并函之于心的道德理性转化为人之道德主体性和能动性。“思”根源于天道而成就于人身。从身心关系的角度来说，心之神不可脱离形体而存在。人初生而有形体，思即作为一种本原的体验而表现在人身上。从中国思想传统的身心论角度来看，“心之思”实际上是一种“具身之思”。在他看来，仁义与思均是天所赋予人的禀赋。人有思，因而能够以之求得仁义，而思必以仁义为内容。这一“思”字，在功用上能够将继善、成性、存存三者予以贯通，在工夫上则包含了致知、格物、诚意、正心的统一体。因此，王夫之高度称赞了“思”之作用，称之为“千古未发之藏”，并将其与《周书》之“念”，《论语》之“识”等儒家经典概念等而视之。
王夫之认为，凭借“思”把握理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考察“所当然”的“明辨”，其次是探索其“所以然”的“慎思”，二者缺一不可。作为事物表象的“所当然”是对事物表象的认识，而探究其“所以然”则是深入事物本质的认识过程。离却了“所以然”，其“所当然”便是“无凭据”的。对于“所当然”的认识并不是真知，认识的目的是考究潜藏在现象背后作为事物本质的“所以然”。因此，需要在诸多纷纭复杂的现象中通过“明辨”来辨别是非、去伪存真，并在此基础上以“慎思”的方式上升至把握事物“所当然”的本质认识。从“明辨”到“慎思”即是以“思”来由表及里，全面把握事物的过程。
学思相资
王夫之有关“学”“思”之间关系的论述至为精彩，也是其思想中颇具理论价值的部分之一。王夫之一再强调，无论是学还是思，都应当始终坚持“在我而审其从违”的主体性精神，这是其学思论的别具只眼之处。在他看来，“学”即是继承与考察先人所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前人的理论成果。“思”则不唯古人之陈迹，要求以审慎、独立思考的精神审视古人遗留下来的理论遗产。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种极端倾向必须避免：首先要避免成为“信古已过”的泥古之人。泥古的“纯固之士”一味偏信古人之语与典籍记载，唯古人之语是瞻，从来不以辩证与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这便是学而不思的典型例子。其次要避免成为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盲目自信的“敏断之士”，这是思而不学的典型代表。王夫之告诫我们，要对前人的理论遗产进行正确的判断之后，再以之指导实践。这要求学人要具备敏锐的判断能力，而这一判断能力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前人所遗留下来的理论成果实际上已经是前辈学者“竭其思”后的思想结晶，如果能以正确的态度继承古人的理论成果，可以避免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少走弯路。
在王夫之看来，学思二者并不矛盾，“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二者相成相资，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王夫之以此将宋明理学中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道德修养论转化为更为广大精微的认识论问题，在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上统一二者，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了人的主体性精神。
学成于聚 思得于永
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对“学思”作了极其精彩的论述与总结。他说：“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于永，显微相次而显察于微。”继承与创新，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味信古或割裂传统皆不是正确的态度。新的知识由“故”发展而来，而新知识的产生也会对固有的理论与观念产生更新作用。王夫之明确告诉我们，通过发挥“思”的能动性，才能由微察显、由显返微，不断深化和推进认识的发展。
当代美国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强调，尽管常规科学处在新旧范式不断的更新迭代过程中，但旧的范式为新范式的到来提供了理论问题与开放的空间；新的范式一方面致力于解决旧范式遗留下来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继续保持着开放性，为更新的范式的到来提供了可能。这正是科学知识发展过程中“新故相资”的真实写照。换言之，人类文明的整个认识与实践的深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在不断继承前人的理论遗产基础上“新故相资”与“显微相次”的伟大结晶。王夫之善于熔铸大量的先行思想资料，不仅深入研究儒家典籍，而且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见其瑕”的态度对老庄、佛教理论予以研讨，充分吸收其中的合理思想资源以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正是其本人不断践行“新故相资”与“显微相次”之学与思的最佳印证。王夫之以其自身思想与学行启示我们，既不可“泥古不化”教条式地对待传统文化，又不可“信己已过”抛弃传统智慧，而是应当立足于当下具体的社会现实，在坚持“在我而审其从违”之主体性精神的基础上以扬弃的眼光批判吸收古人之智慧，将之作为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
从今日眼光来看，王夫之仍是在传统的认识论框架中论述其学思观，其思想仍然无法也不可能摆脱传统中国思想伦理学与认识论相缠夹的民族思维特色。具体而言，尽管王夫之重视“质测”之学，并试图立足自然科学的物质不灭原理来论证人生观问题，但其学思观乃至整个知识论仍是以道德认识和道德践履为主要内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