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史上，“总体性”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总体性概念不是把一切对象性形态看作孤立的、个别的存在，而是将其看作相互中介的、纠缠交错的存在。形而上学形式论的总体性概念意味着超时间的、固定不变的总体性。与此相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概念意味着动态的、包容的总体性，意味着客观现实的中介和变化。
黑格尔：总体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简单统一体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提出“真理即全体”，以辩证法的总体性概念为尺度，批判了建立在存在论的原子论基础上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存在论、近代经验主义以及先验形式主义等。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总体”属于最初原因和内在本质的“绝对精神”，是由国家、宗教、市民社会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简单统一体。黑格尔认为，即使外部世界中存在某些数据，精神也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些数据，而是以自身的力量前往对象世界。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活动主动走向对象世界，并延伸到无限者的立场，从而形成一个被统一的“总体性”。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这种总体性自成一格，形成一幅有机编织物。
从这种主客倒置的“总体性”出发，黑格尔进一步将艺术从科学即合理思维中区别开来。他反复强调，艺术并不是活在现实生活之中，而是活在“本质实体”之中。由于这种艺术作品的复杂实体的本质是“完结性”（Vollendung），所以这种“总体性”是艺术作品的独立性，即具有自我充实的“全体的、自由的总体”。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将艺术作品的这种自我充实的总体性与人的基本存在论特征，即“与真正的总体性息息相关的人的利害关系及其欲求”紧密结合起来。与同时代人一样，黑格尔从古代希腊人那里见证了这种总体性的显现，进而将这种总体性的衰落和解体归因于劳动分工、社会阶层化以及职业专门化。他发现，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歌德、席勒恰恰凭借“总体性”原理让失去独立性的“主人公”重树独立性、回归自身。与此同时，他断定，正是近代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直接导致了这种总体性付诸东流、杳无踪迹。
在黑格尔那里，总体性既是生命的充实，同时也是艺术的本质特征。正是艺术固有的某些伟大而永恒的主题，例如，爱、家庭、权力等规定艺术作品的伟大而永恒的完结性及其界限。虽然这些主题必须被揭示为具体的历史形态，但他通常把历史的具体化视为关于真理的单纯装饰物。只是在谈论历史剧时，他才强调，“只有揭示一个事件的最深邃的核心和意义，本来的合理性才在对其恰当的现实中得到明晰的阐明并变得清楚明白”。在此，他主张，在人类历史这一理性的伟大途程中，把握总体的历史状况便是历史剧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总体性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体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总体性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体，即具体的、历史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从批判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入手。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是具有一个中心或本质的圆环结构，其中包含了宇宙万象及其一切现象。在这种以单纯原理的统一性为基础的总体性概念中，一切现存的差异都具有转瞬即逝的否定性质。因此，在这种总体性中，市民社会、国家、宗教、哲学等可视领域中的一切具体差异，一旦被肯定，就旋即被否定。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颠倒的辩证法。为了吸取其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重新颠倒过来，使其头足正立。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存在、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产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所谓经济结构并不是既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生产单元或物质条件，而是人们所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即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
但是，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比这种简单公式化的表述更为复杂。为了提防人们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还原为“经济还原主义”的一种形态，马克思将这一关系明确界定为一种历史的、不平衡的且能够与上层建筑的有效性相符合的关系。第一，虽然物质生产的历史形态制约精神生产的特殊性，但是，精神生产能够对物质生产施以“相互作用”。换言之，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不是对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实效性。第二，根据罗马私法、资本主义生产以及艺术与不发达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强调指出，在考察艺术生产与法律关系时，必须意识到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第三，在解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性时，马克思一再强调上层建筑的有用性，即上层建筑的“相对能动性”。
卢卡奇：总体性是现实世界内在关联性的显现
1919—1922年，格奥尔格·卢卡奇一边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的活动，一边撰写了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部马克思主义作品中，他以“总体性”概念为中心，创立了最有影响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理论。
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与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有相似之处。与黑格尔一样，卢卡奇也强调“只有当提出客体的总体性的主体本身具有总体性的时候，才能谈到客体的总体性”。此外，卢卡奇也把总体性理解为某种“普遍人性的东西”，认为某种伟大的艺术主题超越自身的时代，体现一切时代人的条件的永恒面貌。在此，卢卡奇追随黑格尔“实体即主体”这一著名命题，“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
但是，在两者之间也存在重大差异。卢卡奇撇开了黑格尔关于“真正的个体总体性”的陈述，从“彼此内在的关联全体”这一辩证总体出发，试图把彼此分裂、相互冲突的人类共同体的多种声音总体地表现为活生生的对立统一的总体。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总体性成为激活人们被异化沉寂记忆的声音，成为在阶级冲突倾轧中调和多样声音的自由解放的逻辑和政治工具论。换言之，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辩证法、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物化意识三位一体，构成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价值论的核心内容。因此，在他那里，总体性不再是超历史的、抽象空间的幻影，而是现实世界内在关联性的显现。总体性并不是预言未来的伪科学，而是省察现今历史条件乃至成熟现实的尺度标杆。
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中，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意味着审美标准和价值评价标准。但是，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在他那里这一概念同时也是生命的标准、现实的标准。在此意义上，艺术正是我们认识历史的特殊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缔造我们历史认识的基础。艺术唤醒我们的历史自我意识，并且使其经常保持清醒”。卢卡奇甚至主张，没有对特定形态的总体性艺术意识，就无法知晓过去和现在。就像我们生活在自我意识中一样，我们也生活在过去时代伟大的古典艺术家所塑造的人类记忆之中。因此，在文学和艺术理论中，卢卡奇一再强调，过去的伟大艺术作品具有永恒不朽的意义，因为这些作品不仅承载着个别人儿童时代的记忆，也承载着人类活生生的过去的记忆。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史上，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的贡献首先在于恢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名誉，凸显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首次把“总体性”宣布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概念，率先把异化问题和物化问题视为马克思以来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问题。通过全面系统阐发这一概念，卢卡奇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维度和内涵，使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