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作为德国本土特有的研究传统，在伽达默尔的理论激发和奥伊肯的明确倡导之下，借助由罗特哈克于1955年创刊并出版至今的年刊《概念史文库》而正式登上学术舞台。这一研究的三大扛鼎之作，即里特尔（Joachim Ritter）始创的《哲学历史词典》、科泽勒克创始的《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社会政治语言词典》和赖夏特创始的《法国1680—1820年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均是团队合作的大型辞书。凭借后两种辞书，德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史研究更是重回世界一流行列，其概念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也在和其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碰撞交流中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如果说历史科学领域的概念史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科学中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式，那么哲学领域的概念史研究在哲学研究中则还没有达到同等的地位。因此，当前德国哲学概念史研究者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当将概念史上升为哲学本身？此外，随着《哲学历史词典》工程的完成，人们也在讨论，哲学概念史研究在其后的发展中是否也要走上与其他思想史研究方法（如话语史、隐喻学等）对话融合的道路？

　　第一个问题肇端于伽达默尔的《作为哲学的概念史》，他在文中主张，在一个由科学理论、逻辑和语言分析主导哲学的时代，哲学应当明确自己独有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概念自身。由于语言的本质是自我遗忘性，因而概念史的任务即在于：如果我们想证明我们所研究问题本身的合法性，那么就必须先澄清哲学概念词汇被遮蔽的源头。这种澄清可以向我们展示日常语言使用和哲学概念形成之间的张力关系。词与概念的关系规定了我们的思，而我们的思总是不断逃出通常的语言使用方式，导致词汇的意义方向脱离其最初的使用范围，并对其进行扩展或限制、比较和区分。因此，概念史就是要追随思的这一运动，对这一关系的澄清是“唯一正确的哲学之路”。可以说，《哲学历史词典》就是在这种诠释学影响之下概念史研究的产物，它建立在对哲学研究对象（概念）之历史多样性的观照，以及对非历史的分析性定义的批评之上。显然，作为对哲学概念之历史的研究，“概念史”这个提法本身就预设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经历了不同概念意义变迁的术语，而是一个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概念。

　　一部分概念史研究者建议放弃对概念史的这种理解，主张让概念史回到术语史这一基本功能上，承认作为术语史的概念史只是服务于体系哲学研究的次级工作。这一立场与概念史研究一直以来受到的批评有关。由于历史科学领域的概念史研究极为强调概念和政治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哲学领域的概念史研究则主要关注贯穿诸种经典理论形态的概念，因此后者更容易受到来自其他历史研究角度的质疑。众所周知，学者经常借用剑桥学派“语境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对英语国家观念史的批评，指出表达上的同一性并不等同于概念上的同一性，否则就是在搞词语崇拜。因此，作为回应，这部分概念史研究者认为应当弱化“一个概念经历了不同形态”这样的理解，而应将概念史表述为“具有同一个语言表达式的不同概念的时间序列”。他们经常强调，里特尔自己在《哲学历史词典》第一卷前言中就说过，把这本词典等同于“概念史词典”，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概念史描述”既不是这本词典的任务所在，也不是这本词典所能够胜任的。所谓里特尔学派的概念史，表现出来的毋宁是学说史或者问题史。有研究者甚至主张放弃使用“概念史”这个名称来标识此类研究，他们认为恰恰是这样一个标签才使得在学术实践中已获得广泛使用的《哲学历史词典》仍在遭受不必要的批评。

　　另一部分概念史研究者则认为，无论概念史的意义在伽达默尔、奥伊肯和里特尔那里有多少不同，他们都毫无疑问认同概念史不应当仅仅是哲学的辅助科目，而应当属于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而这也应该为现在的概念史研究者所坚持。在他们看来，如果承认我们是在一个体系多元的时代思考和生活，需要超越一个特定学派的方法和视野，并考虑他人的视角和论证，那么概念史就属于哲学。因为它展示了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再往前一步。

　　这一论争表面上虽涉及概念史的存废，但前一种将概念史降低为术语史的建议，其目的也是为《哲学历史词典》研究模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论争双方均认为，倚重词语表达形态、从澄清哲学概念源流来切入哲学研究的方式有其必要性，它能弥合一个概念在当代哲学体系中的定义和它的起源之间的裂隙。显然，双方并不会因为这一论争而在具体的哲学概念史研究方式上产生太大分歧。

　　更大的分歧其实产生自哲学概念史研究方式与其他思想历史研究方式的关系中。对于概念史研究是否也要走上与其他思想历史研究方法对话融合的道路，不同专业的概念史研究者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

　　一方面，德国文学领域的学者似乎对此抱有更大的乐观态度。他们以《哲学历史词典》为榜样，前后完成了《修辞学历史词典》和《美学基本概念》，并以此提出所谓概念史的“文化科学转向”。他们主要受到法国巴什拉、冈奎郎和福柯的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认为此前的概念史研究由于受到德国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二元论传统的制约，很少对跨学科的概念进行历史语义学式的研究，因此主张将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扩展到自然科学和非文字的媒介等意义更广泛的知识形式上。这样一来，概念史研究便不再只局限于在经典文本中对概念进行历时溯源，还要考察概念被言说的共时社会条件、行为人的话语策略等。这部分学者其实也是想克服哲学概念史研究饱受诟病的目的论倾向，突破词语表达形态的限制，以语义场为出发点来展示被《哲学历史词典》所遮蔽的历史非连续性。

　　另一方面，大部分哲学学者仍然坚持认为，许多哲学概念和理论的形成并不受理论外因素影响，因而无需诉诸社会史和心态史等历史研究方法。以《无神论的起源》一书为例，其作者施罗德（Winfried Schr?觟der）就将无神论视为一个形而上学的且明确表达出来的立场。他通过研究指出，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在地下文本中出现对上帝存在的极端、明确的否定性论证。由于许多思想史和历史科学学者都认为无神论是一个多维的文化现象，否认作为纯粹哲学理论的无神论的存在，因而他们批评此研究未从社会的心态、阶层等因素和背景入手。对此，作者明确指出，促使一个理论形成的关键是其论证，理论外的生活和心理上的因素并不能澄明作为哲学立场的无神论的形成。

　　争论概念史是否应上升为哲学的双方，都在后一个论争中基本认同哲学概念史研究很难从根本上转变为某种社会史和心态史研究。因为，哲学概念史研究的首要意义，不在于重构从前哲学家进行哲思的历史背景，而在于让从前的哲思通过概念的隐含意义进入当前的哲思之中。因此，各种形式的历史主义在纯粹哲学理论之可能性及其重要性问题上提出的质疑和批评，也很难真正被哲学概念史研究者接受和采纳。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青年课题“沃尔夫形而上学研究”（2015EZ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