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来，“文化自信”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以概念“生成”为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文化自信”这一概念呈现了“自负”—“自卑”、“他觉”—“自觉”、“自觉”—“自信”的几种样态。而这些样态正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思考之结果。

　　“自负”—“自卑”：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的考察

　　在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时期，“中国文化”这一概念并不曾出现，与之相似的概念被指称为“中学”。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诸多思想家最为困惑的是中学与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早期改良派如冯桂芬等均大声疾呼要“采西学”，王韬也曾说“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以图治者”。保守主义的代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正式提出“中体西用”。以“体”与“用”区分中学与西学，其中的价值导向不言而喻。一方面传统士大夫对“中学”的坚守与自信折射出某种“自负”的心态；另一方面对“西学”的贬抑也表征着“无知”的心态。

　　自由主义思潮的狂飙发端于“五四”时期，胡适是其典型代表。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一方面缘于他把文化的价值归结为实用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与杜威一样将文化主要视为“行为的习惯”，并将其置于进化论的视域中。胡适对欧战之后梁漱溟所宣称的中国文化自信持反对态度，将这一见解视为“安慰”与“解嘲”。在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胡适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是“西化派”。由此，他也被贴上了“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的标签。胡适立足于西方文化来观察中国文化，在进化论的视域中，他坚定地认为西方文化从总体上优于中国文化，而指斥中国文化的不足，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全盘西化。胡适以“进化主义”为视角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自然会得出对中国文化不自信的看法。他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的“反动”，可以视为“文化自信”概念在中国近代哲学视域中生成的另一脉络。只不过，在胡适思想的内在理路中，似乎走向了“文化自信”的反面。

　　“他觉”—“自觉”：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较之于保守主义的“自负”、自由主义的“自卑”，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表征着“他觉”—“自觉”的致思进路。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前驱人物，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自信首先基于“他觉”。在巴黎与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会面交谈中，蒲陀罗告诉梁启超，近来在读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中国哲学精神博大，梁启超听闻顿时觉得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压在身上。除此之外，梁启超在欧游期间跟社会党名流闲谈时，提及中国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如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墨子的“兼爱”、“寝兵”，这些中国“宝贝”均让他们吃惊。正是欧游的经历让梁启超开始彻底检讨中国传统文化，并意识到之前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大肆输入“对不起祖宗”。

　　作为“文化哲学家”，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站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上明确地表达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基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自觉而来：“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亦为历史所决定；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绪论中指出，东西方文化已到根本的接触，形势非常逼迫，这个问题需要得到根本的解决。由此，他批判了时人随意主张“东西文化的调和融通”，认为那种“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进而言之，梁漱溟对当时流行的“文化阶梯观”亦有所批判，指出“一切固执社会发展史，抱持文化阶梯观，认定中国落后于英美苏联一二阶段者，显然不对”。梁漱溟还指出20世纪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机，世界文化将由“第一态度”对物的文化而转向为“第二态度”对人的文化。换言之，人类文化将要从“身的文化”进至“心的文化”，而中国则是较早出现“心的文化”的国家。因此，他提醒我们要审时度势，毅然肩负起历史赋予中国文化的使命。

　　“自觉”—“自信”：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笃定

　　由于研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在世界观上逐渐经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李大钊从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反思中国历史文化，表达出强烈的反孔思想：反对孔教、“打倒孔家店”。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改变，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甚大”。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李大钊写道：“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实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以“动”与“静”区分中西文化，李大钊立足于对欧战以来的西方文化的考察，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理应对世界文化作出应有之贡献。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地分析与继承传统文化，体现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统文化自信问题上的高瞻远瞩。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论战”。经过多次论战后，不仅驳斥了全盘西化论以及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而且战胜了中国本位文化论。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文化自信”概念，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向，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具体而言，就是必须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既反对“排外主义”，也反对“盲目搬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要一概排斥，也不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继承，以推进中国的新文化。由此，毛泽东批判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只是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

　　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不管是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均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由此，便彰显出“文化自信”在中国近代哲学视域中的“生成”之路。然而，“文化自信”概念的生成最终只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得到澄明。

　　（本文系2017年度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信”在中国近代哲学视域中的“生成”（2017BNT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