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在新文化运动中正式登上中国现代历史的舞台，它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面对的中心课题是应对以“科学”“民主”为主题的启蒙话语和现代性价值的挑战，重建儒家传统在现代境域下具有合法性的话语体系。面对新输入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和基督教的双重挑战，早期（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现代新儒家大都接受启蒙思想家将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宗教信仰乃是中古的文化型态而与现代性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进而采取认可西方文化中世俗性的现代性价值并与之调和而拒斥基督教的策略。早期现代新儒家对西方文化力主汲取其现代性的理性精神而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予以坚决反对和拒斥，这种析而取之的做法和理路在现代新儒学思潮中颇为盛行，其深层逻辑主要受到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在这种理论模式的支配下，他们循着传统哲学泛道德主义的思想路径，主张从“内圣学”开出“新外王”，力图疏通其与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性精神的联系。他们大体上将西方现代性的理性精神作为工具和手段，而其终极目标则是坚持儒家传统不致动摇。可以说，早期现代新儒家从儒家传统的本位文化立场出发提出各种宗教的“替代说”，有着当时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和碰撞的特殊时代背景，其理论实质乃是冀图用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来代替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实现其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本位来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相抗衡的目的。
早期现代新儒家宗教观的基本观点及其宗教“替代说”
在五四时期，非宗教、非基督教的思潮风行一时，关于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也是一个引发当时整个学术界广泛参与和讨论的热点。早期现代新儒家在这场宗教大讨论中，往往强调儒家传统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断认儒学是一种社会伦理学说和人生哲学而非宗教。与此同时，他们将宗教视为一种对外在超越实体的信仰。显然，这是早期现代新儒家认同传统文化的本位立场，并以此为据对儒家传统和西方基督教的一般界定，进而得出了推崇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而对宗教彻底否定、拒斥的结论。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丛林开创性的人物，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三路向”说，论及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的关系，并将印度佛教和基督教作为宗教的类型和代表。他断言，所谓宗教都是“超绝”于知识的事物，以求出离现有的世界而皈依“神”“仙”“帝”“天”的彼岸世界为鹄的。因此，一切宗教或多或少总有出世的倾向。由此看来，梁漱溟基本上是以出世的生活来界定和评断宗教的。虽然他承认基督教对西方文化有补偏救弊之效，但他对基督徒仰赖、哀呼上帝以图拯救，大为惊奇，视之为虚假的“幻情”。梁漱溟将宗教视为出世的中古型态的文化，认为其在近世的存在虽有一定的价值，却是大有疑问的。故此，梁漱溟认为对宗教须采取完全排斥、毫不容留的态度。与其相类，熊十力也断言，“宗教是由情感的虔信而皈依宇宙的真宰。这个真宰完全是他的臆想所妄构”。他对宗教基本上也是持拒斥、否定的态度。可见，将儒家传统视为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断认儒家传统“非宗教”，这种观点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群体中具有普遍性。他们大都沿用和赞同当时学术界关于宗教的一套流行成说，旨在证明宗教已属过时，而儒家传统却不属此列。而他们所指认的宗教，其实主要是指基督教；换言之，基督教是其所“非”的主要对象。
在五四时期的非宗教思潮中，新知识分子将宗教视为“前清之袍褂”和“中古遗留”，主张全力反对，进而寻求宗教的替代品。然而，在他们匆忙寻找的各种宗教替代品中，例如“以美育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乃至“社会不朽说”等，人们似乎隐约可以瞥见传统儒教曾经发挥的艺术教育、道德教育、理性教育乃至人格教育等多重的社会功能。由此可知，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在早期现代新儒家中，主张以儒家传统作为宗教的代替品者，不乏其人。梁漱溟不同意宗教出世的人生态度，但他又认为宗教具有“对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功能。他认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最为完善和高明，完全可以代替宗教在调节社会和指导人生方面的全部功能。故他提出“以道德代宗教说”。熊十力基于对西方哲学将本体与现象二分的本体论思维的批判，根本上反对基督教对超越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实体化上帝的信仰。他认为，只有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的心性哲学，才是中国人的人生皈依所在和正确选择。熊十力实际上提出了以儒家传统的心性哲学或道德形上学代替宗教的主张。在冯友兰对宗教的疏解中，宗教总体上乃是一种中古思想，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相背离，导致它在现代社会的衰落。他又指出，宗教虽然超出一般的经验和理性思辨之外，但它特有的神秘主义方法却可以通过精神的修炼为人类提供一种较高级的精神境界和“安身立命”的所在。在他看来，哲学特别是他所倡言的“新理学”可以提供类似的精神境界，既没有宗教的弊端，还能代替宗教信仰而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的功能。由此他提出“以哲学代宗教”的论断。可见，早期现代新儒家因忧惧于儒家传统被基督教所取代的命运，乃主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来代替宗教的功能。他们倡言“儒学非宗教论”，又附会“宗教代替说”，竭力利用现代学术为儒学疏难申辩，可谓用心良苦。
早期现代新儒家 “非宗教”的理论依据
早期现代新儒家反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乃是由于他们坚持本位文化的立场，对儒家传统遭到来自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挑战的自觉反应，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护教”式的立场。熊十力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哲学家，他在建立其哲学体系时，针对宗教有一些批判性的论述，颇能彰显中西文化的特质。熊氏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体用不二”，本体与现象之间是统一的，是“即体即用”的关系；而西方哲学的体与用是二元对峙的关系。他指出，西方哲学与宗教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都是用外向推理、推求的方式，在现象世界之外或之后寻找一个本体，将其视为独立的实体存在，作为现象世界究极的本源、根据。这种本体论思维将本体与现象割裂开来，其立说“总有将本体与现象析成二片之嫌”。在他看来，西方宗教最重要的特征是建立在外向追求的超越感之上，由此启发、形成其特有的外在的、外向的“超越感”，或曰“外在超越”精神。相反，中国人“不喜向外追逐，而情感又戒其坚执，故天帝之观念得以无形转化而成为内在的自本自根之本体或主宰，无复客观的大神”。要之，“中华民族之特性，即为无宗教思想”。熊十力从其“体用不二”的哲学观出发，对于西方宗教中凌驾于世界之上复为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的上帝观念，不以为然。这也是熊氏批评、反对西方宗教的主要理由。可见，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的哲学理论，集中体现了早期现代新儒家从儒家传统出发反对基督教的本位文化立场和基本观点，是一个典型。他们坚持以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反对基督教的神本主义，表现出儒家传统和基督教在形而上学、人生哲学、人性论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全面的对立。归结起来，他们仍然是接续和沿承传统哲学尤其是宋明儒学的心本体和理本体哲学的思想路线，并试图借助和利用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方法来重建儒家传统的道德形上学体系，并借此作为其抗衡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基础。
显然，早期现代新儒家拒斥、摈弃宗教的缘由和理据，首先在于儒家传统哲学主要是道德形上学的哲学理论。不仅如此，他们往往还汲取和利用西方现代科学及哲学文化的思想成果，作为其宗教批判的工具和手段。冯友兰对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理论贡献在于，他运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重新诠释和阐发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建立了一个“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他受一些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将宗教看作人类理性思维能力和科学知识水平低下时代的产物。他提出，所谓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他认为，宗教中包含着迷信、神话的因素，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相对立。宗教的根本观念如上帝、神、天国或天堂、创世说等，说到底都是不可用理性原则来证实或证明的，只能从信仰的立场信其有，而不可从义理的立场说其有。故他断言，所有宗教的信念，都只是一些模糊的、混乱的知识和观念，与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是根本对立的。可见，冯友兰更多的是借助启蒙理性和现代科学思想来批判和否定宗教。实际上，在冯友兰中西比较的视域内，其潜在的主导思想是为了寻找和发现东西方差异的真正原因所在，进而尽可能地利用和汲取现代学术文化的思想资源，谋求儒家传统在现代历史境遇下的转折和发展。早期现代新儒家汲取和利用西方现代科学及启蒙思想的理论成果以反对基督教，这种袭取西方文化世俗性之“学”而摈弃其超越性之“教”的做法和理路，在儒家传统中其实有着久远的源流和传承，而在现代新儒家中则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由此，它表现出现代新儒家立足于儒家传统的本位以采纳和汲取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基本立场，有其开放性和进步性的一面，但又难以摆脱其保守性和局限性的一面，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相当复杂。
“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基础与评估
早期现代新儒家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一套理论，即 “中体西用论”。冯友兰承认，“所谓中体西用论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冯氏此论，在现代新儒家中颇具代表性。他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的“精彩”和优长在“科学”与“民主”，是需要全力学习和汲取的部分；而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则是中古时代的遗留，与现代精神相违背，也是需要竭力拒斥和反对的对象。举要而论，早期现代新儒家否定和排斥基督教，有两层理论预设。从表层来看，早期现代新儒家采纳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的某些学说和观点，强调宗教信仰与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相背离。而在理论深层，他们拒斥基督教的思想动机是出于其坚持儒家传统的本位文化立场。早期现代新儒家大体上将西方现代性的理性精神作为工具理性，而其终极价值目标则是维护儒家传统的根本地位于不坠。这也成为他们拒斥、反对基督教的主要理论依据。早期现代新儒家的这套学说，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理论效果，但它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和局限性。这是由于他们只是片面地抓住启蒙思想家某些反对宗教的理论观点，并没有全面地考察科学的、理性的精神与宗教信仰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此外，他们从西方现代性的启蒙理性出发反对基督教，也不能体现自身理论的自洽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方上帝与中国思想——中国近现代知识界对基督教的诠释模式研究”（18FZX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