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只为知识精英接受的佛教经典转变成为大众消费接纳的民间文艺作品，宝卷充分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脉络与纹理。从不同时代、不同主题的宝卷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如何趋利避害，如何从上层精英社会向底层民众渗透，又在国家的政令下及时调整传播策略。

　　佛教对中国的民间说唱影响深远。自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逐渐从上层社会向民间延伸，为了在民间吸收信众，扩大佛教影响力，开始推行“转读”“梵呗”与“唱导”。“转读”即把佛经诵读出来，让听众理解接受。“梵呗”是用歌赞的方式唱诵佛经。“唱导”指宣唱开导，讲经说法。方立天认为：“咏经和歌赞是宣传佛经的两种方式，由经师担任。此外还有‘唱导’，他以歌唱缘事为主。到了梁陈，经师与唱导合流。”无论“转读”“梵呗”还是“唱导”，都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向民间延伸的方法与途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变文，继之又有宝卷、弹词和鼓词等文艺样式的出现，这些基本都源自佛教。

　　变文的出现是佛教对中国俗文学产生影响的关键环节。从目前遗存的佛教文献可以发现，佛教徒以图画形式表现佛陀本生故事，这种形式被称为“变现”，而伴随佛教传教形式的多样化，又增加了赞唱佛经，赞唱佛经故事被称为“变文”。中唐以后，伴随民间口语的变化，佛教徒开始把难懂的经文译成唐代俗语，变文由此产生。变文的出现同佛教经典文本向通俗化文本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变文的唱诵形式多样，可以只唱不诵，也可以只诵不唱，又可以既诵又唱。受佛教经文中长行与重颂的交替影响，形成了一种散文与韵文交织的文体，实现了说唱同步。当时的僧人为了向民间传播佛教思想，不断推广变文这种通俗的说唱文艺，由此形成了《维摩诘经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等佛教变文，甚至把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也改编成变文，如《伍子胥变文》《张义潮变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和《孟姜女变文》等。寺院为向大众传播佛教思想，所开讲的变文与民间故事也被称为俗讲。因为俗讲具有通俗化特征，导致佛教群体迅速扩大，不利于国家发展，北宋真宗赵恒下令禁止寺院僧人创作与传播变文，从此寺院俗讲被禁。但是，俗讲在民间却改头换面发展成为宣卷、弹词、鼓词等说唱艺术，这些艺术在民众中不断地被创作流传，形成了大量的民间说唱文本。其中，流传下来的宝卷文本最为丰富，立足其上可一窥佛教中国化的诸多特征与面向。

　　佛教的变文和宝卷，以及围绕这些文本举行的俗讲和宣卷仪式，都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北宋对变文的禁绝导致佛教的变文创作开始走向衰弱，而广大民间艺人接过了这种源自佛教传教需要的说唱文艺，在原有的佛教变文基础上，继续围绕佛教经典创作出名目繁多以佛教为主题的民间文艺作品，如《香山宝卷》《雪山太子宝卷》《金刚经科仪（宝卷）》《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五祖宝卷》等。此外，宝卷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也广泛吸收道教的元素，把道教经典改造成宝卷文本，形成了民间宝卷与佛、道教经典并行的局面。大量的道教主题宝卷如《十王宝卷》《八仙上寿宝卷》《三元宝卷》《三世因果纯阳宝卷》等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宝卷内容都改编自道教传说故事。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宝卷的发展演变最具典型性，而《香山宝卷》又是宝卷中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作品之一。从20世纪中期以来，《香山宝卷》广受学界关注，学者通过对《香山宝卷》中观音形象的分析，结合地方志与碑刻，找到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早在印度佛教时期，观音的身世传说就很复杂，据说其形象来源于婆罗门教中的善神双马童，这对孪生马驹能使盲人复明、公牛产乳、枯木开花。佛教将之吸收改造为马头观音，这是观音的最早形象之一。各种佛教经典对于观音的出生说法不一，有《悲花经》的不朐太子说，有《观世音得大势受记经》中的莲花化生说等。其性别和所有的大乘菩萨一样原本并不明确，但通常被描绘成英俊庄严的年轻男子。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观音的身世传说变得更加丰富，并且自五代以后，经历了一个女性化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妙善公主出生、修道、救父、成道的传奇故事，她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千手千眼观音。

　　《香山宝卷》的问世标志着观音中国化的完成，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佛教经典人物的观音，经过《香山宝卷》的重塑，再次回归民间，中国化后的观音形象在后世的大量宝卷和民间文学作品中得到广泛运用，如《双孝宝卷》《代皇进瓜宝卷》《孟姜女宝卷》《斋僧宝卷》《顾金龙宝卷》《董永卖身宝卷》《妙英宝卷》《鱼篮观音宝卷》中都有观音的出现，观音的普及恰恰反映了佛教劝善止恶观念已经深入民间。民间艺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也往往通过设置观音来扭转故事情节，增加看点，观音成了民间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元素。《香山宝卷》与佛教中国化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面向是其中的三个重要节日：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六月十九观音出家和九月十九观音成道。这些节日在佛教经典中没有具体的文献记载，但在历史的流变中，佛教徒吸收了宝卷中的文化元素，各地寺庙也约定俗成把这三天作为纪念观音的一个固定节日。《香山宝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佛教，种种现象说明，中国佛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接受着广大民众的改造。另外，受《香山宝卷》影响，观音最终被设定为一个完美女性形象，尽管观音的女性身份与佛教经典中的观音形象有较大出入，但民众似乎更加愿意接受女性观音形象，《玉连环宝卷》中的白氏小姐、《白马驮尸宝卷》中的青莲小姐、《孟姜女宝卷》中的孟姜女都被比作活观音。

　　佛教中国化还体现在宝卷创作群体的多元组成。作为宝卷传播主体，宣卷艺人因为从业需要，不断地改编民间传说故事，创作改造了大量民间宝卷。中国民间的传说故事题材被广泛吸收到宝卷创作中来，形成了集信仰、教化、娱乐等诸多功能的宝卷卷本，如《白蛇宝卷》《董永宝卷》《沉香宝卷》《麒麟豹宝卷》《白兔记宝卷》都改编自民间传说故事。除了宣卷艺人的广泛传抄，佛、道教经坊和善书局在宝卷的传播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积极刊刻宝卷，向城市市民阶层进行赠送、销售，推动了民间宝卷的发展。如清中后期可知的上海宝卷发行处就有椿荫书庄、大观书局、大志书局、大善书局、槐荫山房等二十几家。此外还有宁波、绍兴、苏州、常州、镇江等地的寺院经坊与善书局也积极投身刊印宝卷行列，这些经坊与善书局刊印宝卷的目的主要是开展劝善教化，以期改变社会不良风气。

　　从早期只为知识精英接受的佛教经典转变成为大众消费接纳的民间文艺作品，宝卷充分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脉络与纹理。从不同时代、不同主题的宝卷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如何趋利避害，如何从上层精英社会向底层民众渗透，又在国家的政令下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宝卷脱胎于变文与俗讲，但又在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中扎根生长，尽管中间脱离了佛教主体又广泛吸纳道教和民间信仰元素，但是佛教经坊的刊刻又使得宝卷回归正统，成为明清以来佛教向民间传播的重要工具。宝卷是中国社会正统宗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黏合剂，通过对宝卷的充分挖掘和深入研究，可以厘清中国社会佛、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诸多层累与粘连，并给佛教中国化研究提供诸多线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调查与跨学科研究”（17ZDA16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