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中国文化探索历程的科学总结、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高度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表明，封建主义、“中体西用”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无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重新考察“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在社会理想上，《礼记·礼运》赞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孙中山认为“俄国新创设”之“劳农政府”近似于“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更自觉地保留“大同”的民族形式并注入共产主义的新内容，李大钊提出“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的“第三新文明”，毛泽东阐明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统一的新式“大同”是中国人民欣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因缘。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毛泽东提出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相反相成”是矛盾论的重要内容；张申府认为“辩证唯物本是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张岱年阐扬传统气本论和“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为二事”的“一个世界”、“变易与条理”的“阴阳大化”“理在事中”“变中有常”“和实生物”、人与自然融为一片的“天人合一”。上述思想不仅揭示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相通，而且创造了“矛盾”“兼和”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成果。在认识论上，重新阐释的“实践”和“实事求是”、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的“知行合一”，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在人生论上，中国传统哲学对人性的探讨、“人我和谐之道”和身心修养方法，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有机成分。

　　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不忘初心”“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和新举措，都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这些探索和成果在民族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厚多样的思想资源，提出了诸多互补互益的新课题。

　　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吸收改造之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指南，在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觉、自立和自信。晚清以来，小农经济和封建官僚制度逐渐崩溃、封建社会遗留的文化专制主义及不同文明交流之艰难等因素，遏制了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生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论”“新民说”“民主共和”及现代新儒学等试图会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但是，这些方案都未能挽救民族衰亡的命运，未能真正挺立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唯物史观准确揭示了文化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复杂联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终结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只有不断解放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

　　毛泽东阐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奠定了运用唯物辩证法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时代性与人类性、连续性与变革性、独创性与开放性等基本问题的坚实基础；“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张申府在“保守东方旧化说”“移植西洋旧化说”（“全盘欧化说”）、“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中西混成说”）、“中体西用”论之外，提出“估重，评衡，及别择”中西文化而创造“超资本主义”的“第三文化”，继续和深化了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张岱年提出，文化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对待，才能妥善地处理；“中国的旧文化，正适于一个唯物辩证的剖析”，倡导“中国哲学中之对理唯物的传统”等民族特色与现代辩证唯物论的融通与创新。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揭露了“三纲”“天理”维护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等浅层思想，彰显了传统文化短于社会实践、逻辑分析、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法、民主生活和个性自由等弊端，而且阐发了“阴阳大化”“理在事中”“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民为邦本”“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生生日新”“自强厚德”等反映人类共同生活需要的深层奥义与核心基因，并自觉地提升到现代辩证唯物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境界。

　　人民性与实践性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新视野、新方法、新动力、新领域，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生机，促使其在“他者”观照中达到新的文化自觉，中国文化呈现出反思批判与自主创新高度统一的新品质。

　　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核心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是国家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和“独特的精神标识”，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核心命题。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学界20世纪以来的重要课题。在“全盘西化”与“儒学复兴”的两极震荡中，张岱年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中的基本真理必将融为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基础”；方克立严肃批判“儒体马用”“崇儒反马”等错误思潮，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和方针高度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逐渐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潮。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互动历程，既有相契相通、互补互益、综合创新的成功经验与重大成果，也有不解、误解、曲解导致的简单对立乃至相互否定的深刻教训和不良影响。其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上有过简单机械、脱离实际的曲折经历。但是，唯物史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等精义，仍应是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需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以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如实地面对历史，充分肯定那些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业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应有地位，重视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思潮研究，彰显当代儒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并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兼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新型人格，建构中、西、马之间对话融通的学术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资料整理与研究”（19ZDA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