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财税扶持政策扶持和各级政府的推动，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从2009年以前的不足500辆发展到2015年的35万辆。截至2015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约44万辆，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本土汽车厂商比亚迪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厂商。即使存在骗补现象，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扶持政策的效果也不能被“虚无化”。我国家电、光伏、动画、钢铁、电商、水泥、LED行业等等行业都发生过骗补现象。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表明，产业补贴政策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补贴政策具有内生缺陷，并非新能源汽车产业所独有。

　　因此，必须在降低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额度和强度基础上，向间接性扶持政策体系平滑过渡。同时，在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财政扶持依然是我国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新能源汽车产业仍需要必要的财政扶持。事实上，“骗补”督查、讨论新的扶持政策和调整包括动力电池目录与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挂钩等政策，已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改变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现有的产业格局。从发展趋势看，政府对得到资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的行为主体如消费者、厂商、研究机构的监管力度将会不断增大。同时，我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补贴政策必须进一步“收紧”（政府部门已计划在2020年之前对新能源汽车取消补贴），既要提高企业和产品准入门槛，又要制订出促进新能源汽车使用率的政策，还要突出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充电电池和充电基础设施等的扶持。通过国家补贴，将低速电动车用的铅酸电池升级为锂电池，将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一个强劲的市场增长极。

　　新能源汽车骗补现象揭示了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产业的政策和补贴政策的双重性。财政部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中央财政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予以补助。截至2015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资金334.35亿元。我国有的新能源汽车厂商2015年获得的财政补贴高达68亿元以上。高额补贴的利益驱动和监督机制的不到位，催生了不少“骗补”者。每年巨额的、慷慨的新能源汽车补贴付出了沉重代价，引发民众对政府产业政策以及财政支出合法性和绩效的质疑。家电下乡补贴一台冰箱最高才300元，而一辆新能源客车最高补贴高达60万元。也有人得出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强度是美国加州9倍的结论。过高的政府补贴让不少新能源汽车企业有了钻政策空子的动机和动力。因此，新能源汽车骗补的危害性远远高于家电骗补风暴。

　　重视政府政策制订咨询和实践评估。一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出现骗补现象，在于政府政策设计和监管的缺陷。因为，对于产业促进发展，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发展，政府只是“门外汉”，是外行，在与企业特别是与道德水平低下和诚信度不够的企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博弈时不仅难以实现“双赢”，而且更多的是失败的。因此，要格外重视政府政策制订咨询环节。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发展政策包括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产业补贴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之间具有明显的“隔断效应”，二者的融合度低。再加上消费者个体总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厂商不对称的弱势地位，消费者利益难以保障。这必然会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发展政策，包括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产业补贴政策，难以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扶持政策的精准性。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必须有市场导向，必须有创新导向，必须有世界一流产品和企业的导向。这必须以提高扶持政策享受的准入门槛为基础，如生产厂商核心技术条件要求，如必须有较强的研发投入特别是对电机、电池等核心技术研发的补贴资助、专利产出能力等，以及产品安全性和一致性的保障能力要求，如能对全部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监控等。除了比亚迪，目前国内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不拥有电池核心技术，受制于LG化学、三星、松下等国外企业。楼继伟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强调，我国新能源汽车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仍然缺少重大突破，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过度依赖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是，很少有一辆新能源汽车能让消费者没有半路没电、充不上电或者路上故障的担忧。另一方面，要有培育本土世界一流科技创新企业的预期目标。其实，从根本上说，新能源产业政策的缺陷不仅仅是滋生了行业骗补的丑闻，更是在培育本土特斯拉型新能源汽车企业上徒劳无功，补贴政策绝对不可能培育出特斯拉，虽然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源优势都是培育世界一流汽车厂商的优势条件。这特别值得三思和警醒。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调整和创新机制值得研究。其一，要建立和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动态调整和持续创新的制度安排，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调整和创新预见性，最大限度减少政策操作空白、非理性、任性。其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发展，政府不能介入过度，否则将事倍功半。政府不要去认定技术路线，不管是直接认定还是间接认定。因为风险太大，且政府没有这个本领。其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设计与操作是一个新生事物，所有苛求这种政策不出错或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践过程中出现问题甚至负面效果时，作为政策设计者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应具有什么样的理念和心态？除了提出对出现问题或负面效果的政策进行调整如补贴退坡、三元电池在客车上取舍、物流车推广手段等外，更要建立起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调整和创新的合法性依据和条件，建立政策调整和创新的公众咨询机制和第三方论证机制，减少政府权威部门或官员的“自说自话”。其四，在补贴政策退坡后，不是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国内市场需求不需要培育了，只是要提高政府补贴政策、培育政策的效果。因此，补贴政策退坡甚至取消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国内市场需求培育、推广政策和机制如何改进也是十分关键的。补贴政策转型创新的政策导向是要尽快建立起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厂商电池技术研发和质量工艺安全的投入和持续创新的政策。这无疑在更高层次上考验着政府政策设计水平和决策技巧。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