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辞格研究的开山之作——唐钺的《修辞格》问世100周年。百年来，汉语辞格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科学化程度大大推进。不过，相关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困惑，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如何在新的语言研究背景下给辞格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以推动语言学科的发展，是修辞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在辞格研究百年之际，谨以本文就辞格大类划分问题作献芹之议，表达对先贤的崇敬和纪念。

　　重新分类的学理基础

　　辞格是汉语修辞研究的传统课题。关于辞格大类的划分，自唐钺始的100年里，学界在不同时期有过多方探讨。21世纪以来，仍有学者尝试过新的分类。比如，刘大为提出“认知性辞格与表达性辞格”，就具有深刻的探索意义。不过，由于辞格系统本身颇具复杂性，至今仍未形成一种为学界普遍接受的科学分类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辞格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辞格分类涉及辞格的本质，而学界对于辞格本质的认识也是异见纷呈。其中，唐钺的“变格论”是富有创见的观点，他首次用“变”与“格”两个核心要素来定义辞格，并为后学所承继。陈望道的“超脱论”和王希杰的“偏离论”，尽管表述不一样，所指实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依然可以看到其内在的一致性和承继性。这种“变格论”的精神，不仅得到国内同行较为普遍的认可，也能够与国际修辞学界主流观点相对接。对于辞格的本质还可进一步思考，但回眸百年探索，对“变”与“格”两个核心要素（或说区别特征）的认定似不宜动摇，这也是进一步讨论辞格大类划分的客观基础。

　　从大语言修辞观来看，修辞是运用语言符号以实现修辞旨意的言语活动。语言符号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就是修辞化的过程。所谓修辞化，是语言符号在具体情境中作为修辞形式以达成修辞旨意的变化过程，或简言之，是语言符号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也即语言在修辞动因的驱动下由静态、抽象、一般转化为动态、具体、个别的过程，并且有规约性修辞化与反规约性修辞化之分。而所谓辞格，就是在语言符号的规约性或反规约性修辞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功能与效果的变异格式。

　　语言符号的反规约性修辞化，是指突破语言常规的修辞化现象。这是一种改变语言结构或语义规则的变异现象。因该现象发生在语言本体层面，故可称为“体变”，是传统修辞格研究的核心内容。陈望道所谓“不能按照字面解释”的，主要属于这一部分。语言符号的规约性修辞化，是指在语言符号本体层面（词、句）没有发生变异的修辞化现象，通常属于常规修辞或消极修辞。但如果在特定的修辞结构中形成与常识性措辞不一样的特殊表达形式，便是另一种变异用法。因此种变异仅发生在语用层面，故可称为“用变”。在传统辞格的研究中，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从以上简短的分析不难看出，辞格内部在“是否突破语言常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给我们重新思考辞格大类的划分提供了可能。

　　“语言的辞格”和“亚语言的辞格”

　　依据变异性发生的界面，可将辞格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基于语言符号规约性修辞化而形成的辞格，另一部分是基于语言符号反规约性修辞化而形成的辞格。这两部分可分别称为“语言的辞格”和“亚语言的辞格”。

　　“语言的辞格”在语言层面没有突破常规，用的是寻常的语言结构、语义规则，其变异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特定的语用格式上。语用格式的差异反映出辞格的不同，其变异性往往体现在语形上。比如，说“盼望着”，并无变异，但连说两次，便异乎寻常，是“反复”格，不仅产生语义强调之效，还获得形式复沓之趣。此外，排比、层递、排偶、对偶、顶真、回环、错综等均属语形上的变异。变异性也体现在语义上。比如，说“春天里一切都是新的”，没有变异，但说“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就是对寻常用法的变异，属“明喻”。另外，对比、映衬、折绕等，也是基于语义变异。此类格式的所谓变异，是相对于语用常规（也有学者称为语用“零度”）而言的，在语言本体上并未发生变异。

　　“亚语言的辞格”是指突破语言常规而形成特定格式的一类辞格。所谓“亚语言”，是指言语中不完全属于个人而又未进入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基于“类比创新”而突破语言常规又不同程度被人重复使用的，具有不可推导性（或弱可推导性）且尚未被语言系统接受的表达形式。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看来，“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但这里需要深究的是，言语中真的就“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吗？从历时角度探讨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时，索绪尔曾指出，“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他认为，“一切变化都是在言语中萌芽的”，一个新的形式，“一定有某个说话者最先把它临时制造出来，另外一些人模仿它，反复使用，直到成为习惯”。这种演变的两端自然是十分清晰的，但变化的中间状态也即被反复使用而又没有成为“语言”之时，是什么性质的现象呢？从索绪尔的区分看，这自然还属言语范畴。但这样的形式，尽管如索绪尔所说仍具有个人性，但很显然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集体性”或“社会性”。我们把这种在言语中不完全属于个人而又未能进入语言的表达形式或模式称为“亚语言”，处于个人创造和普遍接受之间。此类现象有的可能会发展为语言，有的也可能永远停留在亚语言阶段。认识这一点，对于语言和言语本质关系的透视，对于辞格的实质及其分类的把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亚语言辞格的表达形式，在语言层面是变异的，或说是反常的，但这种变异或反常是有规律、可重复的，具有特定的格式或模式，只是这种格式或模式尚未进入语言的体系。“亚语言的辞格”突破常表现在语形上，如比拟、拈连、移就，都是语形上的异配，同类的还有藏词、断取、镶嵌、割裂、仿词、析词、析字、列锦等；语义上的突破也是常见的，如借代，本质上是语义转指，反语、易色、别解、巧缀、夸张等也是基于语义上的变异；突破还表现在功能上，如转品，是临时转换词性，是对语言寻常功能的突破。不同类型的突破，往往会兼而有之，如移就，既为语形上的异配，又是语义上的异配，转品，是词语功能的转换，也伴随搭配关系的变异。

　　按新的分类去检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系统，多数可以分别归于两类之中。属于语言辞格的有“摹状、讽喻、示现、呼告、婉转、设问、感叹、复叠、省略、警策、折绕、回文、反复、排比、层递、错综、顶真、跳脱、对偶”等；属于亚语言辞格的有“借代、拈连、移就、比拟、夸张、倒反、析字、藏词、飞白、镶嵌、节缩、转类、倒装、避讳”等。当然，也有少部分是跨类的，一般可以通过分立等方式得到妥善处理。建立新的分类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对整个辞格系统作出科学合理的归类，对现有的100多个辞格逐一进行审视，有的甚至需要重新切分和定义。

　　区分“语言的辞格”与“亚语言的辞格”，为辞格大类划分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推进辞格科学系统的建立。新的分类模式立足语言和语用两个界面，有合理的逻辑依据，就现实的辞格系统来说，也相对便于操作。并且，新的分类模式有利于从互动角度认识语言发展规律。从词汇、语法的修辞化与修辞的词汇化、语法化的互动中，能够窥探语言的演变规律。新的分类模式可以凸显这种互动的关键区域。语言在应用中发展，“亚语言的辞格”突破语言规则，拓展了语言的功能。在长期的应用中，其中的一部分往往会经由词汇化、语法化形成稳定的形式，从而丰富语言的体系。将其独立为一个大类，则便于集中观察其中蕴含的互动规律。此外，新的分类模式还有利于进一步发现辞格系统的新成员。从亚语言辞格的角度去审视现实的语言应用，会发现语言层面的变异格式有不少尚未纳入辞格研究的视野。目前的构式研究中，修辞构式所关注的现象，有的完全可以整合到亚语言辞格系统中来，特别是那些“大大动摇了原语法构式的认知基础”的修辞构式（陆俭明语）。当然，辞格研究和构式研究各有研究路径与传统，如何在辞格的范式中得到适调，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语言视域中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20&ZD2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