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通常关注人的心智、意识和世界以及语言之间的关系，其中将人的心智、意识与世界相关联的是意向性。胡塞尔（Edmund Husserl）认为，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并以其为目标的，意识活动的这种指向性和目的性即意向性。塞尔（John R. Searle）认为，意向性是一种心灵的特征，通过这种特征，心理状态指向，或者关于、论及、涉及、针对世界上的情况。从哲学角度分析语言现象，意向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语言的意义能够体现人的心智、意识与世界的关联，而意向性则是语言意义活动的出发点。反讽旨在表达对生活和世界的一种态度。作为一种非直义语，反讽的命题意义与实际意义通常呈相反或相异的关系。反讽的运用与理解较为复杂，需要将其上升到心智、意识的高度才能透视本质。反讽的命题意义与实际意义对立而共存，对反讽的研究需要关注与命题意义相异或相反的实际意义是怎样产生的，而澄清此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反讽的意向性阐释。
说话人意向性。塞尔认为，语言的意义源于说话人的意向性。意向阐释是反讽意义生成的关键，而意向性自然包含主体的因素。对反讽的深层透视需要关注使用反讽的主体，把握反讽主体的意向性。反讽的基本内容和本质内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话人的意向，因为说话人的意向在决定性的意义层面限定了反讽的指涉范围。反讽的意向性特征表现为说话人意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交际语境的关联、选择、适应与融合。反讽提供了在语词或简单命题中有关不同事物的两种或多种理念和视点相互作用的形式，其意义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产出反讽时，说话人善于发现事物的相异性或对立性。这种交流与碰撞成为一种语境化事件，使反讽表现为双重语义的交汇。在生活中，说话人会觉察到社会文化中相同与相异的方面是相互映射、相互交错的。这些方面的相互依存与转化，可以折射出人类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势。在运用反讽时，说话人并非刻意谋求一种与存在的对立，而是在语境的作用下对世界进行一种创造性再描述。
听话人意向性。反讽的意向性还包括听话人的意向性。在交际中，当说话人产出反讽时，听话人对反讽的理解，意味着听话人需要重新进入说话人的创作情境，了解说话人所处的物理语境与心理语境，以此适当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就听话人而言，反讽的意义是在听话人与文本的碰撞中产生的。听话人首先需要超越语符的自身层面，然后参考相关的语境因素，才能进入说话人的编码意图空间，使意义由“他者世界”转换为“自我世界”。不过，听话人对文本意义的重构具有不确定性。听话人对文本的解读，其实是在语境的制约下对文本意义的重构。由于交际语境时刻在发生变化，不同的听话人处境将使文本意义得到不同理解。在听话人的理解中，文本的原初意义有时难免会发生偏离。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对文本唯一正确的解释是根本不存在的，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出于听话人的历史性和有限性，听话人对文本的理解或阐释是一种“二度创作”，离不开所处情境及个体差异的影响。对说话人意图的忠实与文本的多重性阐释是共存的，文本的意义不仅来自说话人，也是与听话人合作的结果。因此，当决定文本是反讽文本还是非反讽文本时，听话人具有充分的选择空间。听话人衡量、判断命题真实意义的意向准则往往会精准显现出来，其内在志趣和情感将引导听话人对文本作出不同解读，进而影响反讽的生成。
集体意向性。语言的运用和理解是一种心理活动。语言意义存在不确定性，其形成依赖于人们在语言交际中的理解和阐释。反讽是一个范例，它反映了说话人与听话人通过合作而形成的意义阐释。在反讽话语发出前，听话人对与说话人同处的交际语境以及可能出现的命题，至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概念）或预感。因此，反讽的意向性还包括说话人与听话人的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依照塞尔的观点，在交际中，每个人的意向性均源于交际者共享的集体意向性，集体意向性反映了交际各方在交流中合作的态度，正因为具有集体意向性，人们才可以实现交流，共享思想与情感。就反讽而言，反讽话语基于双向建构、双重整合机制，说话人与听话人作为主体都在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交往规范。反讽的意义并不完全受说话人意向的控制，而是在说话人与听话人相互作用的情景中产生。
在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生活世界通常具有不同的存在面向，但作为同一社会系统的成员，两者的生活世界又并非彼此隔绝、截然相分，而是互渗互融、相互影响的。说话人与听话人并非完全对立的两类主体，二者处于一种互补的关系之中。反讽的生成意味着交际双方各自的存在价值均得到了尊重与确认，既肯定主体自我实现的意愿，又要求主体间真诚承认彼此的存在意义。反讽意义依据说话人与听话人实际意向的需要而被认定或附加。在主体的交往过程中，随着交际双方个体语境、心理结构与交流方式发生变化，反讽的意义结构也会发生某种裂变，进而使命题偏离原来的常规轨道，产生新的意义解释框架。反讽文本对交际双方的思想和情感都起到了深化和升华作用，其意义在确认差异的前提下达到协调统一。反讽意义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在交往过程中整合出的属于这一交往共同体的共在性意义，它消减了主体的单语独白，谋求不同主体的对话与理解。
文本意向性。除产出意向和阐释意向之外，反讽的意向性还包括另一种更复杂的意向性，即文本意向性（textual intentionality）。文本本身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既无意识，则难言意向。然而，作为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文本包含大量语言发出者的意向性印痕。此外，一则文本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说话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特征。有时，决定文本形态的可能并不是说话人的意图。交际中出现的某些情况显示出，文本可能包含一些没有被说话人意识到或忽视的状况。也就是说，文本的意向虽源于说话人的意向，但出于文本特殊的性质，文本意向有时会超越说话人的控制范围。这样，文本可能“具有自己的生命”，文本描述自己，提供并展现了自身的方向和逻辑。正如利科（Paul Ricoeur）所言，文本自形成后具有独立性或自主性，是独立于作者意图、作品情境和最初的读者而存在的。因此，就反讽而言，文本在被完成后，便被定格为建构者与解释者双重意向的对象。意识的发出与意义的接收通过文本意向性相互作用，成为反讽意义的生成要素。说话人的意向有时难以被确切定位为反讽，起重要作用的是文本自身被展示为反讽的意向。文本自形成之后呼唤听话人的阐释，这种呼唤意味着一种阐释压力，迫使听话人在自身语言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沿着文本意向性的方向进行阐释，进而使文本呈现反讽的意义。
文本具有双重品格，既是一种超然于人的形式化结构，又与人的作用息息相关。即便文本具有自身的结构，但人的参与是文本具有意义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人的参与，文本本身并无意义。反讽文本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反讽的本质即主体间关系。文本意义的产生离不开合理处理各类关系问题，反讽中语言意义的变化即各类主体关系的变化。反讽的表达包含了各类意义的差异，这可能使不同主体产生冲突，但这些差异蕴含的不同力量也将彼此互动，产生一股具有积极内涵的力量。反讽旨在从意义的各种差异与对立中寻求一种新的和谐与统一，是不同主体相互理解、沟通和尊重的结果。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非直义语，反讽是人对世界及自身生活的一种描述，而意向性是讨论反讽意义的关键所在。讨论反讽的意义需要讨论复合的意向性，即说话人意向性、听话人意向性、集体意向性以及文本意向性等。各类意向都试图通过语言的表达，绘制从个体存在到社会存在的意义谱系。考察反讽的复合意向性，或可为反讽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