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翻译是人类跨语言知识实践的重要路径与方法。长时间且大规模的术语翻译实践所引发的知识迁移、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对译入语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存在深远影响。在这方面，中国数千年翻译史上的历次翻译高潮，可以提供真实而鲜活的实例佐证。无论是汉唐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社科翻译，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学科翻译，都在为中华文化的“长河”不断注入“新水”。这些翻译高潮中的术语翻译，则是“开源引流”的关键工具。历史表明，中华文化不仅自身基因强大，而且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涵化力，海纳百川，生生不息。不过，在近代以来中国学科体系发展过程中，学术“现代性”启蒙与培育持续遭遇“西学”翻译的影响。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构成中国学科体系基础的各学科术语系统，大多依赖西方术语体系不同程度的跨语言移植，主要借助术语翻译这一跨语言知识实践方法而得以演化成形。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在“西学东渐”中不断演化，中华传统知识谱系不断被改写，在其内在理路和表征形态上均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面对这种复杂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在注重术语汉译规范的同时，也要推动中国原创术语的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可以说，术语翻译为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也将是当代及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方法。

　　历史特殊性 

　　从人类历史来看，学术研究的专门化与职业化是现代学科创立的前提。学科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知识积累和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知识承继、传播与再生产的客观要求。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知识生产、组织构建、制度保障与体系完善，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学科知识的体系化。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在于知识传承与创新，学科建设水平是学术发展高度和学术影响力的具体体现。中国现代学科的创生与发展，是近代“西学东渐”大潮中知识传播催生的结果，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历史共生性。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与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被动遭遇，客观上也带来了不同文明的碰撞。传统“四部之学”越发呈现出断裂式延续的“西化”特征，“七科之分”也可视为中国知识传统被动“化西”的现实努力。其中，外来学科术语汉译的大规模实践，为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大厦”的构筑输送了基础与关键的“建筑材料”。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学科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学术体系的科学与创新、话语体系的立场与价值，都能够从学科术语系统构建中得到体现。术语作为表征学科概念的语言符号，其系统构建与发展事关学科体系健全的物料基础、学术体系的知识特征以及话语体系的权力效应。就中国现代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而言，术语翻译功不可没。没有术语翻译就没有中国现代学科知识体系的形塑与发展，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翻译是中国近代史中学科得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前提与关键路径。然而，这种经由翻译牵引的学科现代性建设，从一开始就存在知识自主性不足的学术基因缺陷，将在学科体系拓展、学术体系深化以及话语体系创新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掣肘三大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现实复杂性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学科体系建设均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复杂性不仅在于历史性影响，更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休戚相关。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与演化，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建设的历史特殊性与现实复杂性始终交织并存。一方面，中国现代学科所依托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外源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学科发展所面向的主要实践问题，则具有真实的本土性特征。如此，基于西方学术与话语体系译介构建的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体系，势必面临本土社会现实问题的不断挑战。代表西方知识传统的学科术语以及由此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远远无法充分表征或阐释中国的学术与社会问题。

　　在中国学科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术语翻译带来的相关问题不断叠加累积，已构成较为明显的系统性话语问题。一是大量外源性学科术语汉译的系统兼容问题。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例，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外源性学科，其术语系统的创建与发展往往依赖于西方术语体系的持续汉译移植。对此，我们在理性吸收西方术语符号及其所负载知识的同时，应重点解决外来术语汉译的系统兼容问题。其中，术语汉译规范是重中之重。二是中国本土学科术语英译的系统传播。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中国古代就有的研究领域，其术语系统中本土传统术语占有一定比例。这些术语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术思想的重要知识内容，应重点思考其现代转型和跨言语传播的有效路径与策略。对此，中国古代术语现代转型与跨文化传播的系统定位非常关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术思想的有效挖掘、整理与传播。三是融合型学科术语创译的系统竞争。在语言学、艺术学、教育学等融合型学科中，中外知识体系相互渗透，其术语系统的构成杂糅并蓄，实际上暗含着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对此，要努力实现不同话语之间的平等互动，融通古今中外的知识和话语体系，注重中国原创研究基础上知识再生产的话语符号创新，以新术语的生发与传播凸显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持续提升。

　　未来可能性 

　　中国未来的知识体系建设，要高度重视对不同学科术语的系统翻译工作。如果说长期以来术语的翻译工作多为学界自发的学术工作副产品的话，那么未来有组织的术语翻译工作可能越发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所谓有组织的术语翻译工作，就是将术语翻译工作视为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方法，在开展相关工作时注重目标性、系统性和条理性。

　　首先，要解决知识自主性的问题。加强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是未来中国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学科术语的知识基因优化应提上议事日程。考虑到现有中国学科体系发展的历史性特征，进一步发掘中国传统知识资源中的标识性、学科性概念并加以转化利用，以及借助翻译进行国际推广，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还可以从中国当代学术新话语中有效提炼具有创新价值的新概念，建构相应的术语及其系统形式，从而更好地推广应用。

　　其次，要解决知识体系化的问题。未来的中国学科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术语是表征人类知识的语言结晶，但仅依靠零散的术语命名，是无法实现学科知识体系化目标的。作为学科知识生产或再生产语言表征的术语，往往会通过广泛使用而实现相关知识的传播与拓展，进而实现学科知识体系化的目标。在这方面，术语翻译作为术语跨语言使用与研究的前提，有助于促进中外学科知识交互与创新发展。此类翻译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将影响到源术语所负载的知识及其话语的有效传播。对于未来的中国学科体系建设而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以借助于学科术语词典的体系性编纂和大型学科术语库的动态建设。同时，中国原创术语的国际传播，应成为中国学科建设与创新影响力提升的重要风向标。学术话语国际传播，学科术语翻译先行。

　　（作者系南京大学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基地主任、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