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的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实现中国之治，需要建构能够解释其实践特征并引领其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心理学作为一种枢纽学科，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重属性，同样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阵营，有义务持续为中国之治提供学科智慧。在心理学的若干分支学科中，社会心理学由于其在研究主题上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高度相关，内在地具有服务中国之治的理论亲近性，理应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展现更大作为，成为服务中国之治、发展原创理论、建构知识体系的学科先锋。

　　两种社会心理学取向的分与合 

　　社会心理学素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之别。在理论视角上，前者着重社会情境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其理论中心仍聚焦于个体本身，社会情境只是作为影响个体的外在变量得到强调；后者着重从“社会/集体/文化优先”的立场来解释个体，注重将个体当下的心理内容和行为表现视为传统文化和当下制度所塑造的客观事实。在研究方法上，前者偏重于采用心理学的主导方法即实验法，以对变量的精细操纵和微观测量为要旨，借鉴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确证小范围的因果关系；后者在方法上更加杂糅，相对来说偏重问卷调查和典型个案分析。在问题解决策略上，前者更倾向于采用微观改变策略，如改变个体自身特征（如个人态度、思维定式等）、改变个体所处的小群体特征（如群体氛围、领导风格、组织文化等），或者改变个体直接接触的刺激物特征（如改变垃圾桶的颜色以促进垃圾分类、采用可视化方式呈现政务信息以便于公众识记等）；后者更倾向于采用宏观设计思路，通过把个人或群体问题与社会体制及历史文化相勾连，将这些问题概念化为“社会问题”，进而谋求社会体制和社会机制的整体变革，致力于为个体心理与行为的改变创设制度激励。

　　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贯穿了20世纪初至21世纪前二十年这百余年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分化是主线，整合是副线；整合更多作为一种学科愿景而存在，往往只在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均无力独自解释或解决某些实际问题时，才被人想起和提及。20世纪后期，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相互交融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趋向日益深厚，在涉及社会心理的研究中，实验室研究的解释力逐渐让位于现场实验研究的解释力，以此强化个体行为的社会文化属性；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心理学研究的腹地，借鉴心理学的理论资源建构更为综合的理论主张，如情感社会学、社会认知、行为决策等主题都高度融合了主流心理学的方法与成果。

　　即便如此，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也远远谈不上有机的整合。由于背后涉及的心理学与社会学这两大母学科在理论视角、学科建制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限制了社会心理学这一中间学科能够达成的整合程度，从而也限制了它对社会实践的解释力和推进力。

　　从范式中心到问题中心的知识建构路径 

　　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分强于合”的历史与现实，其实反映出范式分裂对学科整合的不利影响。作为“范式”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科学史家库恩自己就认为，范式仅是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基于不同价值观对世界作出的不同阐释，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也不能进行简单的优势对比和对错区分。对范式的这种定义模式，已经暗含了范式之间不必整合的潜在主张。这种主张对于发展具有理论特异性的知识体系而言，自有其积极功能，因为这一相对主义立场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自身理解而建构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安慰，从而有助于学科分支的独立和理论知识的创新。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动机与合作诉求。既然作为学科底层的范式之间已然不可通约，就不必在方法、主题和对策层面强求融合，研究者的重心只需放在基于自有学科范式下的方法创新、主题提炼和对策提出，而不必考虑这些理论成果和行动主张能否在实践层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由此形成的知识生产模式就出现如下特征：不同学科在面对同一社会问题时，更倾向于迅速将其学科化、范式化，通过将现实问题操作化为本学科内部的研究问题，以便进行内向纵深的学理阐发，进而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这种学术分工和知识创新的模式下，其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主要来源于学科共同体的内部共识，而非来自相应的知识主张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效益。这样一来，学术世界和社会世界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隔离。这种隔离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的现实影响力。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就同一社会现实进行沟通和提出解决策略时，往往急于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质，而不关注这些策略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终极有效性，也较少能脱离学科建制的藩篱去客观衡量本学科策略相对于其他学科策略的有效性——因为一旦被认为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就容易损伤学科的公共形象，不利于研究者彰显自身所属学科的社会价值，进而不利于这一学科获取推进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源。

　　然而，如果学科间的分歧不能得到合理的梳理，以只“搁置”而不“解决”的姿态试图调和其中的对立，就会延缓现实问题的解决速度，从而反过来影响所有学科和整个知识共同体在社会中的公信力。这其实说明了“范式中心”或“学科中心”的思维方式如何构成了学科发展过程中既有促进又有限制的复杂张力。

　　更重要的是，正如陈晏清教授所认为的，“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往往不是按学科发生的，稍许复杂一点的问题，解决时都会涉及多个学科，需要进行综合研究”。问题的起源如此，问题对策的提出更是如此。在复杂的实践面前，所有理论范式都有过于简化之嫌。加强范式之间的沟通与整合，也许不是库恩范式论下的理论或学科发展的内在诉求，但一定是社会发展及其治理过程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本人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意在强调理论研究或知识主张应当具有必要的行动品格和实践功能。改变世界需要的是合力，但没有哪一种微观的学科范式及基于这些范式的行动方案能够提供助力世界改变的所有力量。

　　为此，社会心理学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都应面向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趋势与具体实践，围绕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调整学科重心、优化学科布局、重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发展一种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范式为中心的知识建构路径。这里的“问题”，更应是外在于学科本身又需要学科智慧加以解决的“大问题”，而不应是学科内部视野范围内的“小问题”，问题解决的最终标准并不在于为相关学科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论说法，而在于多大程度上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实践智慧。

　　基于中国实践提炼标识性社会心理学概念 

　　概念是学术的基石。没有属于本民族和本文化的标识性概念，就不可能创建自主知识体系。提炼扎根中国实践、具有学理深度、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系列标识性概念，是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路径，也是体现中国学界的理论优势、学术优势和话语优势的必经之路。

　　但恰是在这一点上，当下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力和学科影响力还显得较为欠缺。纵观现在流行的社会心理学教材和研究，其所使用的术语几乎都源自西方心理学，如图式（schema）、自我损耗（self depletion）、心流（flow）等，其所描绘的心理体验或心理特质当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无论从定义到翻译，都与中国人的心理体验和文化传统存在一定的隔膜。经由这些概念“组装成型”的社会心理学教材、理论和知识，自然不可能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气象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当然不是排斥使用这些概念，但应指出我们不能依赖它们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心理学体系。

　　中国之治的生动实践，其实已经为提炼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例如，以“获得感”为代表的社会心态概念，已经体现出成为标识性社会心理学概念的理论潜质。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获得感”一词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意蕴，但还需要采用科学方法加以探索并进行理论阐释。从概念上讲，获得感必然关联着国家的治理投入（物理量）与民众的主观体验（心理量），如何科学测度不同治理领域的获得感，精准把握治理的物质投入与其心理产出之间的转化规律并提出精准的治理对策，都需要融合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视角，既关注个体心理感受，又关注社会制约条件，从而提高治理效能。同时，获得感与安全感、幸福感、公正感等系列社会心理学概念也具有内在关联，既有相关性又有区分度。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心态这一伞状概念集群，提供了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概念素材。如何发展出能够统摄这些概念且逻辑自洽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对于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效能、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与此类似，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进程，也已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独有的“社会心理服务”与国际通用的“心理健康服务”的异同之辨。如何理解这种将心理健康政策融入社会治理政策、将健康中国行动融入平安中国行动的制度实践，进而把握中国之治的独有特征和普遍价值，同样需要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集体协作，从而共同提供一个可以解释看似相悖、实则互补的治理实践的理论框架。这构成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学说的另一重要途径。

　　总之，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源泉和归宿。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就，也面临着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求解过程，既是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学理纵深化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提炼、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只有在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最大的推进力并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从而发展出服务中国之治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而推动构建扎根中国实践、服务中国人民的学科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医患社会心态的网络空间治理研究”（20ASH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