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言学研究正呈现出走向生活世界的发展趋势，即从单纯侧重于对语言内部结构开展静态研究逐步转向依据语言的形成过程开展动态研究，其研究范围从语音、语汇和语法等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同时，当代语言学研究也愈加重视自身与邻近学科的密切关联，产生了跨学科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对哲学、文艺学、文化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学界不但能以更具历史性和辩证性的态度审视语言学本身，而且还能借助语言学的视角，更立体、全面而清晰地审视日常生活中丰富复杂的语言现象。

　　回到对话现场

　　当代语言学推崇“回到对话现场”的理念，其关键目的是试图对传统的结构语言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拨、修正和完善。此前，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按照主体性哲学的思维逻辑，将语言行为设置为彼此区分的“语言”和“言语”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分类法，在学理框架上有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式”派生出具体事物的二元模式。这为语言和言语强行设置了等级结构，认为语言是社会性、源头性、本质性、规律性的，而言语则是个体性、派生性、易变、现象性的。简言之，前者高于后者并且支配后者。结构语言学注意到说话者在言语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只将说话者视为孤立的个体，认为言语是个体行为。该研究方法也注意到了语言的社会性及其带来的持续变化，但仍将语言视为一种超个体的稳定系统。比如，索绪尔认为变化只是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偶然”，因为“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宏大系统内的若干要素。

　　当代语言学研究针对传统的结构语言学只在语言的内部结构中研究语言的弊端，强调应兼顾语言发生的外部环境，既要在宏观上重视语言行为背后丰富复杂的社会环境，又要在微观上重视主体对话发生过程所处的具体语境。比如，推崇对话语言学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就强调，不存在脱离人的语言体系，必须回到话语发生的现场，因为正是对话者的话语实践产生了语言。整体而言，在个体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上，传统的结构语言学推崇“语言在说我”的观念，强调语言是言语的源头和依据；而当代的对话语言学则倒过来推崇“我在说语言”的观念，强调语言来自话语的构建。

　　由于将语言视为“本体”而将言语视为“产物”，传统的结构语言学派对作为个体的说话者以及对鲜活的对话现场多持一种贬低的态度。因为按照他们的设想，语言作为整体结构具有恒常、抽象等特质，言语作为实施行为则具有短暂、具体等特质。作为个体主体的说话者在语言这个宏大结构内活动时，只能在局部推动该结构的微调。但当代语言学研究反对这种贬低说话者主体作用的倾向，也反对这种将说话者和语言行为割裂开来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坚定认为语言并非一套抽象的系统，而是在日常言语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动态结构。说话者的具体话语被认为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言语活动是社会性、对话性的，说话者才是言语活动的主体。

　　当下诸多新出现的语言现象，就需要在对话语言学的范式下进行分析。这些语言现象表明，说话者并非语言系统的附庸，而是语言的积极构建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语活动来丰富和创造新词汇。相比之下，语言才是在这种不断创新又不断筛选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对话语境之中，其在语言环境中发出言语，又在此过程中构建语言。诸多社会观念的变化在逐步成熟的过程中以新的话语形式展现出来，这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宏大体系内都是难以解释的。所以，当代语言学需要回到鲜活生动的对话现场，超越狭隘的内部研究范式去做“接地气”的语言学研究。

　　立足主体间性

　　当代语言学研究愈加重视从生活实际出发去理解说话者的语言行为，以主体间性的思维关注语境和他人声音等具体问题。在近现代哲学的观念里，主体性被设定为理解人类行为的思维基础，笛卡尔哲学所强调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其核心就在于将主体之思设定为一切判断的根本依据。这种主体性哲学观深刻影响了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其他各种细化学科的基础思维和研究方法。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在对语言结构的细分方面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但此类研究仍是基于主体性框架来开展，在关注抽象的主体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具体的个体，未注意到个体只有在与他人对话和协作中才能具备充分的主体性。此类研究将语言结构视为可以凌驾于具体语境之上的本体，而将说话者视为这种庞大语言结构的被动承担者，并且只从孤立个体的角度去看待说话者的语言行为，没有注意到说话者的话语其实包含着诸多来自他人的“间接言语”。

　　相比之下，当代语言学则力图将主体性思维提升为主体间性思维。正如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所揭示的那样，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与他人绝对隔离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语都交错着其他人的声音。语言也并非孤立地存在于理想化模型里，而总是处于不断演化的动态变异中，在诸多说话者之间的交流、博弈和融合中发展演化。在此过程中，语境因素会直接影响原有的语言习惯、构词形式、语法，要么减省其原有内容，要么赋予其新的内容，有时还会扭曲原有的语言结构。长远来看，正是因为有语境和他人声音的存在，才使得各个文明体的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并且通过话语交流而汲取到新的营养，与时俱进地让自己的语言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有活力。

　　传统的结构语言学之所以被当代学界批评为“抽象客观主义”，是因为后者的研究忽略了说话者及其对话互动等一系列历史具体的关键因素。其实，正是这些与话语的生成活动密切相关的因素，构造起语言的整个动态结构。从微观上看，“我”说话的语调、节奏、口气等因素，都会影响语义潜能的发挥，因此需要考虑对话所依凭的具体语境，历史具体地考察话语的上下文关系。从宏观上看，“我”的话语则内在包含着各种时代观念，反映着诸多社会思想。“我”的言语之中往往回响着他人和时代的声音，话语的新意义会在不同说话者的对话中呈现出来。巴赫金就指出，许多话语即便被说话者从自己口中说出来，“也仍然是他人的词，带着他人的味道”。说话者可以使用他人的话语，但同时又让这个话语仍然服务于自己的意图。

　　比如，“玩梗”是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语言现象，该现象生动展现了语境和他人声音在语言行为中所起到的影响。所谓“梗”，源于相声抖包袱的用词“哏”，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内涵更丰富的概念，代指网络语境下的当代典故——它们来自影视剧、小说、社会现象等社会文本里涉及的各种经典台词、流行语以及相关的创意、场景等。这些典故比传统成语涉及的社会面更广阔，但由于使用范围和影响力有限，绝大部分“梗”的生命周期很短，会因出现审美疲劳、典故源头被淡忘等原因而被弃用。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将语言置于对话的结构之中加以研究分析，把语言学从主体性进一步提升到主体间性的高度，赋予语言学研究以更为宽广的视野，进而推动语言学从静态的内部研究走向鲜活的话语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现代阐释研究”（20BZX1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